许世友推荐给中央的干部，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为何73年走极端|中央办公厅

开国少将的队伍里，有这么一位特殊的人物。他是许世友亲手推荐给中央的，进了京就得到周总理赏识，坐到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上，眼看前途一片光明。谁能想到，仅仅七年之后，才55岁的他就选择了走极端，这中间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波折？

王良恩1918年生在山东潍坊，20岁就在家乡参加了革命，战争年代一直都是许世友麾下的政工干部，从营教导员一路升到师副政委，资历早就够硬。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部队做组织工作，浙江军区、华东军区都待过，1960年就当上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副部长，是实打实经验丰富的老政工。他办事条理清楚，从来不用许世友多操心，帮老首长解决了不少麻烦事，许世友对他也一直相当认可。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不少干部受到冲击，中央办公厅也空出了关键岗位，周总理想要找个懂军队的政工干部帮自己抓工作，思来想去就敲定了许世友推荐的王良恩。王良恩进京没多久，就当上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地位提升了不少。他1964年就晋升少将，刚好赶上了开国少将的末班车，不管在哪都能得到领导看重，怎么看这条路都会走得顺风顺水。

谁知道1970年开九届二中全会，一件本来和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硬生生把他卷进了漩涡中心。那时候不少斗争都摆到了明面上，一开始矛头直接指向了南京军区的张政委，也就是许世友的搭档。许世友本来就不喜欢这位搭档，觉得对方升得太快，不该留在军队里，看到不少人都反对张政委，就打算给中央写封信反映自己的想法。

秘书李文卿拟好内容，许世友签完字，刚好被来聊天的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看到了。韩先楚看完说想法和自己完全一致，就让许世友先别急着交，等自己写好一起递上去，住隔壁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串门知道了这件事，也跟着加入进来，最后就有了三封内容差不多的信。

这件事本来跟王良恩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巧的是他当时就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会议管理负责人，会议记录和简报编辑都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许世友想着王良恩是自己多年的老部下，把信交给他，能更快送到中央，免得夜长梦多，就把三封信都交到了王良恩手上。大军区司令员本来就有向中央反映问题的权力，王良恩也没多想，就按正常组织程序写了呈阅件，签好名交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看完其实挺担心，觉得这件事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可按规矩，大军区司令员的信件必须按流程走，得按程序转送，他也没办法扣下，只能让王良恩把信交给林办。谁能想到，林办的叶主任看完之后，直接把三封信锁进了保险箱，根本就没交给毛主席。

1971年9月之后，相关部门开始清查涉案人员，三封信最终在北戴河被搜了出来，负责调查的李德生拿到信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去问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清楚来龙去脉，就指示说信里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到此为止不再追究，让王良恩把信件存档就行。

可有人根本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揪住这件事死咬不放，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个人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军区司令员，攻击的时候还有所顾忌，王良恩没什么过硬的靠山，自然成了突破口。那会周总理本身处境也不好，还被污蔑压下信件，自己都要承受不小的压力，根本腾不出手来保王良恩，王良恩的问题被越炒越大，批判也一步步升级。

1973年1月3日到8日，中央办公厅连续开了好几天会，专门针对王良恩的个人问题进行集中批判。王良恩从来没经受过这么大的压力，只觉得孤立无援，精神一点点崩溃，他看不到任何希望，就在1月26日留下遗书，在宿舍的卫生间走了极端，年仅55岁。

哪怕人已经没了，当时还给他扣了不少帽子，说他是宁死不改悔，用这种方式对抗组织，批判还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不过这件事没过多久就有了转机，同年5月毛主席接见韩先楚的时候，明确说过去的事就翻篇了，让大家放下顾虑好好工作，这话其实也是说给许世友和杨得志听的，这件事才算慢慢平息了下来。

特殊年代的冤假错案，总会等到拨云见日的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许世友等一帮老战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站出来为王良恩鸣冤，案子被重新启动审查。1979年11月，中央办公厅党委查清了事实，在一定范围内给王良恩平了反。1981年，中办又给王良恩补办了追悼会，这位早年参加革命的功臣，总算得到了应有的公正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