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白城街头，一个衣衫破旧的人突然扑上来，双手死死抱住郑其贵。
郑其贵刚吃过午饭，身边还跟着警卫员。那人脸上沾着灰，袖口磨得发毛，嘴唇抖了半天，只喊出一句：师长，是我啊。
郑其贵定住了。
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好一会儿，才从乱发和胡茬里认出来：这是当年一八〇师警卫班长王富贵。
一个早被许多人当成牺牲的人，就这样站在他面前。
郑其贵没让警卫员拦。他伸手拉住王富贵，把人带回办公室，倒水，搬凳子，又叫人拿吃的。
茶杯放在桌上，两个人的手都在抖。
话一落到朝鲜战场，屋里就静了。那一年，他们从北汉江南岸撤下来，身后是飞机、炮火、坦克，前面是山沟和夜路。
郑其贵是一九一四年生人，安徽金寨人。十五岁参加红军，从小战士干起，做过班长、排长、连长，也长期做政治工作。
一九三二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入川，战斗中负过重伤，右手落下残疾。往后多年，他在抗大、太岳军区、晋冀鲁豫部队里辗转，打过百团大战、临汾、太原，也干过旅里的工作。
可一九五一年，他接过的是一八〇师。
这支部队一九四七年组建，底子不算老，却从山西打到西北，又进西南剿匪。入朝前，部队还在川西，接到命令后北上集结，随后编入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
三月下旬，部队冒着空袭急行军入朝。白天隐蔽，夜里赶路，山路上背着枪炮和干粮，一走就是十几个昼夜。
第五次战役打响后，一八〇师起初是预备队。等战线推进，两个兄弟师又被调往别处，六十军正面就剩下一八〇师顶着。
缺口出来了。
敌军从两翼插进来，飞机在头顶盘旋，后勤线被炸得断断续续。战士们带的粮弹原本就有限，连打数日，干粮袋空了，弹药也见了底。
郑其贵向上级报告处境，请求撤出。可命令压下来，一八〇师由前卫变殿后，要掩护伤员和兄弟部队转移。
山坡阵地上，电话线被炸断，电台也时通时断。郑其贵只能把命令往下压，部队继续守，继续打。
五个昼夜过去，阵地前后的路都变了样。沟里有担架，坡上有炸开的弹坑，断了背带的水壶挂在树枝上。
一八〇师被截在三十八度线以南，伤亡和被俘人数很大。后来归队的还有数千人，但这场失利像一块石头，压在许多人的胸口。
王富贵就是在分散突围时掉了队。
他被俘，停战后回国。可“被俘”两个字像烙印一样贴在身上，他不愿见老部队，也不敢见老首长，便四处换地方做活，日子越过越窄。
白城办公室里，王富贵低着头，说自己没脸回来。郑其贵听着，眼圈一点点红了。
他没有责怪。
打这天起，王富贵被安排到军分区农场管军马。马棚里有草料，有水槽，有一张能睡安稳觉的床。
一八〇师那一页，并没有就此翻过去。
多年后，六十军老军长韦杰临终前还提到这件事，说把板子全打在一八〇师身上，“是不公道的”。郑其贵晚年谈起一八〇师，也说那支部队能打硬仗，朝鲜突围失利却在他心里留下了负罪感。
一九九〇年，郑其贵走到生命尽头。病榻边，他还惦记着一八〇师，惦记着那些没能一起走出山沟的兄弟。
白城那间办公室的桌上，茶杯早凉了。一个老兵坐在凳子上，双手捧着杯沿；一个老首长站在旁边，低头看着他，眼泪落在衣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