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22日，北京春寒料峭，公审大厅里人头攒动。台下灯火灼人，一名中年男子被提押上堂，双手发颤却咬牙闭口。审判员问：“陈敬斋，你可还有话讲？”他骤然跪地，声音嘶哑：“我、我无可辩解……听凭处置。”十几年前一宗惊天暗杀，此刻终于有了答案；而审判笔录很快就被送往中南海，周恩来在批示中写下八个字——“算账的时候到了”。
追溯这笔旧账，要回到1924年的珠江岸。黄埔军校草创伊始，人声鼎沸，邓演达身着挺括西装、步履干练，穿梭于操场与课堂之间。无论讲政治，还是教战术，这位教育长总爱重复一句话：“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怕死。”学员们暗地里给他起了个雅号，“笔挺先生”。彼时的周恩来在政治部主事，同是青年志士，相互欣赏，一杯酒下肚，友谊便结得牢靠。
蒋介石对这位“笔挺先生”始终心存戒备。早在北伐前夕，邓演达就公开批评蒋氏培植私人势力，“军校若成私营兵工厂，国将不国”。蒋介石面上陪笑，背后却连夜备好名单。1927年“四一二”政变，一批左派血溅上海滩，邓演达被迫离国，他的倔强与纯粹反倒愈加刺眼。1930年，他秘密回沪，筹划反蒋新军，令南京政府如芒在背。戴季陶直言：“今天最可怕的，只剩邓演达一人。”这句话，后来决定了他的生死。
此时，一个花天酒地的江西青年也在上海徘徊。此人叫陈敬斋，黄埔出身，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工人部秘书，辗转又混入第三党，从前勉强也算有点革命履历。可他的人生词典里，“洁身自好”四字似乎从未出现。进舞厅、逛窑子，花钱如流水，组织补贴不到月底就见底，同僚送他绰号“窑公子”。邓演达对他仍抱期许，让他在地下机关分送文件，希望能将这只“落水狗”拉上岸。然而对陈敬斋而言，上海的霓虹更有吸引力。
1931年盛夏，报摊上出现一张巨幅悬赏告示：“缉拿邓演达，赏银三十万。”陈敬斋心口狂跳——三十万，足够买十条命。几个念头翻滚，他做出选择。接下来的情节俨然一出劣质谍战剧：化名“钟春岑”，密函南京，“若需线索，电报寻人”。果不其然，《时事新报》刊出暗号广告，“钟国昌启”。西藏路一品香旅社内，他与蒋介石的密探完成交易，只要求两件事：五万大洋，外派留学。对方淡淡回应：“事成之后，再谈不迟。”
8月16日，愚园坊20号。邓演达刚结束演讲，陈敬斋捂着肚子，低声说：“先生，我去买点药。”邓演达挥手示意快去。教室外，特务已列队埋伏。枪口闪现寒光，邓演达与同志悉数被捕。一个月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夜色无声，36岁的邓演达倒在暗红的黄土里。宋庆龄闻讯拍案而起，赶赴南京质问蒋介石，“把人交出来！”得到的，却只是冷漠一句：“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陈敬斋如愿得赏，却只拿到八千元，被驱回江西。世道动荡，他索性在景德镇摆了家小瓷铺，改名陈福林，日子仍旧流连麻将与小酒。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认风头已过，偶尔吹嘘当年见过大人物，却绝口不提那一场血雨。谁料，1950年春天，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回忆往事时，偶然提及“那位出卖邓公的江西人还活着”。线索迅速传到周恩来案头。总理看罢，墨笔一顿，写下“缉拿归案”。
3月8日正值三八节，景德镇张灯结彩。上午十点，三名办案人员化装成外地客商进了那家老瓷铺。院内，陈福林正懒洋洋翻账本。为首的办案人微笑示意：“陈老板，外头说话。”几人转过街口，赫然到了浮梁行署公安处大门。陈福林这才惊觉不妙，回身欲逃，却已被按倒。办案人低声提醒：“陈敬斋，别浪费力气。”他仍摇头否认，直到罗瑞卿发来的电报拍在桌上，“江西一号叛逆”，四个大字像铁锤钉在心口，他才彻底瘫软。
移送北京，三轮审讯，证据如铁。法庭宣判死刑，没收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他长叹：“我对不起邓先生。”尘埃落定，距离那场暗杀，已整整19年。
这桩旧案之所以被紧追不舍，并非简单的私人恩怨。邓演达坚持三民主义左翼路线，与共产党保持合作，甚至在最困难的年代向周恩来伸出援手；他被害后，国共双方不少人士都将此事刻在心底。陈敬斋的落网，既是政治清算，也是对无数在黑暗中殉道者的一份交代。历史告诉世人：叛徒可以苟活一时，却逃不过岁月的罗网和人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