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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一台新的“情报机器”将在东京启动。

日本政府将把现有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为“国家情报局”,负责整合来自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在其之上,由首相挂帅、主要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将作为最高决策平台,确定国家情报工作的方向。

对于战后长期依靠分散式情报体系的日本而言,这台更强大的“机器”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偏偏在这一时间节点启动?

反对者普遍担心,这不仅是成立一个新机构的问题,也是日本军事化进程的一部分,将改变战后和平主义国家方向。

日本想打造什么?

日本过去并非没有情报机构,而是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的状态:警察厅掌握国内安全情报;防卫省情报本部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负责外交情报……

“二战以后,日本没有统一的国家情报机构。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各自为政,一些重要情报都是各部门直接向首相和内阁汇报,但部门间横向沟通不足,最终进行综合判断时就存在缺陷。”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指出。

1986年,日本设立内阁情报调查室,承担情报综合协调功能。“但内阁情报调查室规模较小,最初只有几十人,没有要求各部门汇总情报的强制权力。”廉德瑰说。

换句话说,日本过去拥有多块“情报拼图”,却缺少能把拼图拼在一起、形成整体判断的“情报大脑”。

这正是日本此次升级内阁情报调查室、成立“国家情报局”的核心目的。

按照制度设计,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负责把分散信息汇总、分析,成为情报“拼图者”;“国家情报会议”则负责从国家战略层面决定如何“看图”,将在7月31日召开首次会议。

“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建立具有统一协调能力的国家情报机构。”廉德瑰指出,新机构被赋予更大权力,可要求各部门统一汇总情报,并将制定整体计划,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这台新的“情报机器”具体由谁操作、怎么运转,同样受到关注。

首任“国家情报局”负责人原和也来自警察厅,曾担任警察厅警备局长,2023年出任内阁情报官,定期向首相汇报国内外情报。“国家情报局”初始规模约700人,将统筹协调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约3.3万名情报工作人员的工作,未来还将扩编。

外界认为,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将为日本持续推动安保政策转向、扩军备武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其危险性不容低估。

为何现在成立?

这项情报改革并非始于高市政府,而是日本安全政策长期调整的结果。

早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就开始强化首相官邸对安全事务的掌控。2013年,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加强外交和安全政策协调。

安倍政府后期开始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并强化关键技术、供应链和情报能力建设,为后来扩大情报体系职能打下基础。

高市早苗上台后,将这一方向进一步推进。她提出建设“更强大、更富裕日本”的愿景,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动国防扩军计划,并加快情报体系改革。

按照日方说法,成立“国家情报局”的重要背景是外部安全环境变化。

一方面,俄乌冲突让日本看到,现代竞争已经不仅发生在战场,情报、网络攻击、舆论影响和经济制裁同样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半导体、关键技术、供应链、网络空间,都被纳入“国家安全”领域。因此,日本需要的情报体系不再只是服务军事、外交,也要覆盖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

廉德瑰指出,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日本存在两方面安全焦虑:一是担心日美同盟未来是否越来越不可靠;二是基于自身战略视角,将中国崛起视作地缘层面的压力来源。但更深层看,日本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与右翼长期以来强化所谓国家安全能力的目的密不可分,高市早苗就代表了右翼的意愿。

“军事力量和情报能力是硬币的两面。没有情报能力,军事安全等各方面都无法展开;要想扩大军事活动、增强军事力量,就必须配套强化情报部门。”廉德瑰进一步分析,放在日本推动修宪、增加军费、增强国防实力的大背景下,日本加强情报能力建设,是其国家发展方向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重新军事化。

值得一提的是,新情报机构的“诞生日”选在7月31日,“731”这个数字曾代表着惨无人道的日军细菌部队,也勾起了中国人的痛苦回忆。有评论认为,选择“731”作为“国家情报局”启动日,是日本右翼对战后国际秩序明目张胆的挑衅,必然引起地区国家的普遍警惕。

产生哪些影响?

“国家情报局”虽未启动,已在日本国内掀起争议。

支持者认为,新体系有助于改变过去情报分散的问题,提高政府面对海外风险、安全威胁和技术竞争时的判断效率。

但批评者担心,情报能力增强后,如何防止权力失控。

一来,“国家情报局”的活动范围、监督方式以及国会审查机制均不明确。如果未来进一步扩大调查权限,或出台更严格的反间谍相关法律,个人隐私和社会自由可能受到影响。

二来,“国家情报局”勾起民众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曾存在“特高课”等特务机构,以残酷高压手段监控社会、镇压异见,为全面实施军国主义政策开道。因此,日本国内对国家扩大情报能力保持高度警惕。

廉德瑰指出,反对者担心,这不仅是成立一个新机构的问题,也是日本军事化进程的一部分,将改变战后和平主义国家方向。

从历史上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军事侵略行动中,都扮演了先头部队的角色。如今,高市早苗内阁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反而复刻强化情报体系的旧有路径,持续向“战争国家”方向推进。外界难免心生疑问:日本想要干什么?难道要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从国际影响看,廉德瑰指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可能改变日本与中国、美国之间的安全互动。

对美国而言,战后,日本在重大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上长期依赖美国提供情报。如今,日本成立更强大的国家情报体系,一方面希望提升自身判断能力,减少对盟友情报的依赖;另一方面,也会继续加强与美国之间的情报合作。

对中国而言,过去,日本对华情报活动主要依靠外务省、警察厅等部门,尚未形成成熟、庞大的体系。未来,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背景下,日本在中国方向的情报活动可能增加,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原标题:《3.3万人搞情报,却缺“情报大脑”?日本此时启动“国家情报局”意图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