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春天，四川西部的群山之间，草木刚刚冒出新芽，大渡河的水声依旧轰隆隆地响着。就在这条见证过太多生死离别的大河边，一个身材魁梧却略显老态的身影，静静地站在河岸上，望着奔流不息的浑黄河水，久久没有挪动脚步。
这人就是彭德怀，咱们的彭老总。那一年他六十七岁了，脸上的皱纹比当年在大西北打仗时又深了不少，头发也白了一大半。可他腰板还是挺得笔直的，两只眼睛看人的时候，还是那种让人不敢撒谎的锐利劲儿。
他这次到四川来，是领了中央的命令，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总指挥。所谓三线建设，就是当时中央为了防备可能的战争，决定把沿海和边疆的一些重要工厂、科研单位往四川、贵州、云南这些内地大山里迁。说白了，就是在大后方再造一套家底。这可是个苦差事，得成天在深山老林里头钻，看地形、选厂址、检查工程进度。彭老总干这活儿一点不含糊，该爬的山一座不落，该下的矿井照下不误，底下人都说他这身子骨哪像个快七十的人，可大伙儿也看得出来，他喘气比以前粗了，步子也没以前快了。
可不管工作多忙多累，有一桩压在心底好多年的心事，他这回是非办不可的。
啥心事呢？就是他想去一趟大渡河，去看一眼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那个要命的地方——安顺场和泸定桥。三十年了，那个地方一直在他心里头搁着，跟一块大石头似的。
说起来，彭老总跟大渡河还真有点“擦肩而过”的意思。1935年红军过河的时候，他是红三军团的军团长，率部担任后卫，主要负责断后和掩护主力。等主力部队从泸定桥上过去了，他才带着队伍最后一批过了河。他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夺桥的战斗，但他比谁都清楚，那座桥对于红军的生死意味着什么。他那些年在战场上见惯了生死，可每次听人讲起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心里头还是翻腾得厉害。
3月底的一天，天气还不算热，山风刮在脸上凉飕飕的。彭老总坐着一辆半旧不新的吉普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颠簸着，总算是到了石棉县的安顺场渡口。
车停稳了，彭老总推开车门下来，脚踩在地上那一瞬间，整个人就愣住了。
眼前的这条河，比他想象中还要凶猛。河水是那种浑黄浑黄的颜色，裹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和碎石，哗啦啦地往下游涌。河面足有一百多米宽，水流急得跟开了锅似的，漩涡一个套一个，浪头打在岸边的礁石上，溅起的水花能甩出老远。河两岸全是光秃秃的石头山，陡峭得连猴子爬上去都费劲。
安顺场这地方，三十一年前可不简单。1935年5月，中央红军就是在这里，靠着一只破旧的小木船和十七个不怕死的勇士，硬是在对岸川军把守的阵地上撕开了一个口子。那时候红军前脚刚经历了湘江血战，从八万多人一下子减到了三万出头，元气大伤。后头呢，薛岳带着十几万中央军跟撵兔子似的在后头追。前头大渡河横在那儿，水急浪高，别说游泳了，就是弄条船，也得是常年在江上讨生活的老艄公才敢摆弄。
蒋介石那时候乐得不行，站在地图前头拍着桌子说，这回想跑？跑不了了！他要让朱毛红军在大渡河边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这话还真不是瞎说的，因为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带着好几万太平军，被清军撵到这大渡河紫打地，也就是现在的安顺场附近，结果前有大河挡道，后有追兵围剿，最后全军覆没，石达开自个儿也被押到成都凌迟处死了。
历史就是这么巧，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路，同样是前有大河、后有追兵的死局。蒋介石专门让人在河边立了个亭子，刻了块碑，等着看红军的好戏。
可老蒋这算盘珠子拨得再响，也架不住红军不按他写的剧本演。
彭老总站在安顺场渡口，看着那块刻着“冀王亭”三个字的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