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北平城里已是朔风阵阵，西苑小院内却洋溢着久别重逢的暖意。来访者是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长者——王季范。他脱下呢大衣，轻声叹道：“北方的风比长沙冷多了。”一句平常的寒暄，把二十余年的音讯里程全数拉回眼前。
人们大都知道毛泽东在求学时期辗转多所学堂，却少有人留意到他背后那位默默撑起经费、为其挡下风雨的表兄。王季范，字希尹，早在1900年代末便以“新学”启蒙热衷者名闻长沙。彼时的湖南正风雷激荡，新旧学堂并存，少年毛泽东刚刚从韶山私塾走出，囊中羞涩却渴望读书。王季范一句“我来帮你”，促成了他迈向省城的第一步。
省城长沙的求学费用不菲。王季范当时在湘江驻省中学任教，每月薪饷有限，却硬是从自家开支里抠出十二块银元，替表弟垫下报名款。“润之啊，你只管读书，家里我来同父叔慢慢周旋。”数年后毛泽东回忆这段往事，曾动情地说过：“若非九哥，我或许还在稻田边扛锄头。”这不是客套，而是他亲历的困阨。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的锋芒初显。1915年，他撰写《驱张宣言》，挑落校长张干的威严。祸事临头时，仍是王季范出面，联络数位老教授为毛泽东“担保”，才保住学籍。此举在当年长沙教育界传为佳话，也让两人的兄弟情愈加深厚。
1927年夏，山雨欲来。毛泽东赴文家市发动秋收起义之前，特意赶去拜别王季范。“九哥，我若此去有失，从此山高水长。”王季范看着面前这个目光坚毅的晚辈，只回了一句：“谋国家生死，男子汉顾不得多想。”随后，他利用自己在地方教育界的身份，数次掩护中共革命者，为地下交通线遮风挡雨。
北平再晤已是1950年春节后。大厅陈设朴素，昔日师长与学子的对望，没有官职的距离，只有亲人多年未见的欣喜。毛泽东握着王季范的手，连声称呼“九哥”，并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如果不是他当年撑我读书，我未必走得到今天。”王季范则反复叮嘱：“你如今担的担子太重，切莫忘了教育二字，国家兴亡，教育为本。”
此后两人书信往来更密。1953年春，王季范再次进京，他带着厚厚一摞调研笔记，想给共和国早期的教育、交通、医疗等方面献计。寒暄已毕，他开门见山：“润之，我这把年纪，也想做点正经事，你看，可有合适位置？”换了旁人，或许要经历层层审批；可面对这位半生携手的兄长，毛泽东转身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笑着说：“国务院刚组建参事室，正缺懂教育又熟悉地方实情的人，你愿不愿意来帮忙？”
一句“国务院参事如何？”听似随意，其实重若千钧。参事，无行政实权，却要为中央提供决策参考，须得学养与胆识并重。王季范愣了愣，连连推辞：“我不过教书匠，何敢当此？”毛泽东摆手：“正因如此，你才敢说真话。”
就这样，59岁的王季范走进中南海。办公桌不大，一盏台灯、一支钢笔，再加一沓常年更新的建议书，成了他与新中国对话的窗口。成昆铁路开工前，他深入川滇交界山区，骑骡、步行、下矿井，回来后提交《西南纵贯铁路选线可行性札记》，详列地形、气候、民族分布及运费测算，被国务院采纳。医改初期，他又以“兼收并蓄”四字力主中西医协作，给卫生部送去三条可操作性方案，后来成为高校中医系恢复设置的重要参考。
有人以为他是靠表弟的“关系通道”才得此高位，当面讥讽他“攀龙附凤”。王季范却坦然：“我若无寸长，岂敢自荐？润之更不会收留庸才。”对话传开，倒叫不少人羞赧收声。事实胜于雄辩，几年下来，他主持完成的调研报告多次被采纳，其中《小学乡土教材改进意见》直接推动湖南、江西等地试行乡土课程。
岁月不饶人。1961年，王季范在南下考察时积劳成疾，回京后仍坚持整理湘西苗瑶地区教育状况的调研结果；同事劝他休息，他摆手：“我这点心力，不用可惜。”1962年初，病情加重，他才同意住院。弥留之际，他的最后一份报告《边远山区师资储备规划》刚送交国务院，就被相关部门列为优先研究课题。
灵堂布置极简，正合他素日俭朴的脾性。毛泽东闻讯赶至，默立良久，轻声道：“九哥毕生清白，心系万民。”这不是哀悼词，而是对一段兄长与弟弟、师者与后辈长达半世纪情谊的注脚。
若说新中国初创之际最缺什么，资金、技术、制度莫不短缺，但最难求的，还是肯一无所求、赤诚奉献的读书人。王季范恰是这样的面孔：不求官位，却要事务实；不问回报，却躬身苦行。他的故事提醒人们，真正的“走后门”，不是享受特权，而是以才能与德行进入更宽阔的舞台，并在那儿倾尽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