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瑕膏的刷头在颧骨上方停顿了一下，我看着镜子里那块暗紫色的淤青，周围已经泛起了一圈微黄。那是三天前陈锋留下来的印记。那天晚上，仅仅因为我把晚饭的剩菜放进了冰箱，而他想用那些菜下酒，一只瓷碗就擦着我的脸颊砸碎在墙上，紧接着是落在我肩膀和背上的拳头。
我熟练地用指腹把遮瑕膏晕开，扑上散粉。这套动作我重复了八年，手法比专业的化妆师还要精准。女儿雅欣还在卧室里睡觉，她今年十二岁了，越来越懂得在客厅传来摔砸声时，死死锁住自己的房门，捂住耳朵。
客厅里传来剧烈的咳嗽声，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一样。陈锋最近几个月一直咳嗽，他烟瘾大，一天两包，我劝过几次，换来的都是不耐烦的咒骂和扬起的手巴掌，后来我也就不开口了。
过了一会儿，咳嗽声突然变得有些奇怪，带着一种湿漉漉的撕裂感。我放下粉饼走出卫生间，看到陈锋佝偻着背坐在沙发上，手里死死攥着一团卫生纸。他抬起头，眼神里平时那种凶狠跋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惊恐。
那团揉皱的卫生纸上，是一大滩触目惊心的鲜血。
看到这一幕后我赶紧叫了一辆车赶到了医院，我拿着挂号单排在队伍里，陈锋坐在不远处的塑料排椅上。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等待而暴躁地大呼小叫，只是低着头，双手夹在膝盖中间，肩膀微微发抖。
一系列的检查，抽血、拍片、增强CT、气管镜。三天时间，我们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奔波。我的右脸依然隐隐作痛，甚至在转身搀扶他上检查床时，扯动背后的软组织，还会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但陈锋完全顾不上这些了，他像个溺水的人，死死抓着我这根唯一的浮木。
结果出来那天，是个阴天。医生把我单独叫进办公室，电脑屏幕上是陈锋的肺部影像，那些我看不懂的黑白阴影里，藏着判决书。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已经出现了骨转移和脑转移。”医生的声音很平稳，见惯了生死的语气，“失去了手术机会，现在只能考虑靶向药或者姑息性化疗，尽量延长生存期，减轻痛苦。”
我坐在那张简陋的木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我没有哭，甚至连心跳都没有加快。脑海里有一种诡异的空白，仿佛医生在谈论的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就在三天前，那个男人还把我按在地板上，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的腹部，骂我是个连热菜都做不好的废物。而现在，医学的宣判轻而易举地剥夺了他作为施暴者的所有威风。
走出诊室，陈锋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动作太急，踉跄了一下。他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病历本，嘴唇哆嗦着问：“大夫怎么说？是不是就是肺炎？我最近就是烟抽多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曾经无数次让我感到恐惧、绝望的眼睛，此刻布满了红血丝，写满了对死亡的恐惧。
“是肺癌，晚期。”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走廊里响起，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陈锋愣住了。他张了张嘴，似乎想骂人，想习惯性地把这厄运怪罪到我头上，但最终，他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高大粗壮的身体像是瞬间被抽干了骨架，他慢慢地、一点点地顺着墙壁滑坐到了地上，双手捂住脸，发出了一声如同困兽般的哀嚎。
周围的人纷纷侧目。我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的脸上还带着他打出来的伤，而他正在为自己的命哭泣。命运的讽刺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我心里没有复仇的快感，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的荒诞感。
生活很快就被彻底打乱了。住院、化疗、吃药、无穷无尽的缴费单据。陈锋的脾气在最初的崩溃后，迎来了更加狂躁的反扑。
化疗的副作用让他整日整夜地恶心呕吐，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有一天中午，我把熬好的排骨粥端到他床前，他尝了一口，嫌太淡，突然勃然大怒。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早点死！”他嘶吼着，习惯性地抓起滚烫的粥碗朝我砸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