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3275字,阅读时长大约7分钟
前言
石头城的春寒还没散尽。秦淮河畔的桃叶渡旁,几个起早的商贩正缩着脖子,打量着街上新贴出来的安民告示。在不远处的公馆里,周佛海刚搁下毛笔。他在日记本上写,自己忙活了一年,终于把这件大事给办成了。他觉得这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一刻,青天白日旗重新在南京城头飘起来,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就在同一个早晨,日本人的密使已经悄悄动身,绕过他,去给别处送和谈条件去了。这个粉墨登场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纸面上画了一张大到没边的饼,在国际上也张罗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外交大戏。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号称代表全中国的汪伪政权,地盘账、主权账、外交账到底该怎么算~
公文包里的苏浙皖
在汪伪政权名义上沿用并修改的那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里,表面的气魄大得惊人。字面上的意思非常明确:之前在华北和华中设立的那些零散傀儡组织,统一归南京管辖。在他们的纸面规划里,这个新政权不仅要继承前人的遗产,还要把大半个中国都装进自己的口袋。
这部所谓的组织法,在形式上不过是个行政架构层面的文件,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根本大法。真正圈定他们地盘和权限的,其实是1939年底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等一纸密约。在这个对日密约的紧箍咒下,他们的真实地盘少得可怜。
翻开当时的绝密档案,会发现一份名为直辖行政区划规定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哪怕是汪伪政权自己的行政院,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的事实:他们能直接管辖的,其实只有江苏、安徽、浙江这么几个省的局部地区,再加上南京、上海、武汉等几个大城市。
即便是这几个名义上的直辖省份,汪伪政府的政令也根本出不了城。当时大部分的乡村,要么在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手里,要么被国民党的游击队控制着。汪精卫手下的那些省长、县长,白天靠着日军的刺刀在衙门里盖个章,晚上连城门都不敢出。他们的江山,基本上只存在于南京的公文包和沙盘里,出了城门,就没人认他们那张委任状了。
在汪精卫还没在南京成立政府之前,华中地区其实是由梁鸿志的维新政府管辖的。梁鸿志这帮人虽然是汉奸,但在争权夺利上一点都不糊涂。他们把苏浙皖三个省的肥肉死死咬在嘴里。汪精卫人还没到,双方在底下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最后是在日本主子的强力压制下,梁鸿志才不情不愿地把这几个省的地盘让出来。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维新政府宣布解散。为了安抚梁鸿志,汪精卫不得不给他安排了监察院院长的虚衔。这种内部的割裂,让汪伪政府的统治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充满了火药味。
至于那份组织法里写明要接收的华北地区,更是成了一笔烂账。
日本人在华北早就扶植了王克敏,人家在北平过得非常滋润,凭什么听你南京的?为了摆平内部的利益冲突,日本主子在中间和泥,虽然让华北那帮人名义上降了一级,改叫华北政务委员会,但实际上,华北的财政、军事和人事大权,依然被日本华北方面军牢牢攥在手里。南京这边发过去的公文,到了黄河边上就自动作废。至于东北和蒙疆,那更是连提都不能提的禁区,日军早就把那里物理隔离了。
在学界研究民国史的专家看来,这个政权的疆域有着非常滑稽的碎裂性。它名义上是个庞然大物,核心其实虚弱到了极点。日军把中国割裂得支离破碎,汪伪政权只是在这些碎片的缝隙里,捡了一些日军防线上的点和线。这种只有点线、没有面,甚至连点线都随时可能被切断的控制,不过是日本用来进行以华制华的临时工具。
汪精卫以为自己当了这个政权的话事人,就能指点江山。可实际上,他连华北的事务都插不上手,还要应付南方那些随时准备独立的地方势力。这种所谓的统一,从一开始就是一本注水的账。
梁鸿志的牢骚
地盘缩水也就算了,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政权内部,大家连最起码的体面都维持不住。
陈公博后来在写自白书的时候,拼命给自己和汪精卫洗白。他说汪精卫到南京来,面对的是已经沦陷的十几个省,他们不是来卖国的,因为当时已经无国可卖,他们是为了保存国家和人民的元气,才忍辱捱骂来当这个挡箭牌。
这种自我感动的说法,在他们自己人眼里,纯粹是自欺欺人。
当时已经加入汪伪政府的另一个大汉奸梁鸿志,私底下跟朋友发牢骚,说了一段非常损、但也非常深刻的话。梁鸿志说:王克敏在北平,日本人要十样东西,他给五样,磨到最后给了八样;我在南京办维新政府,日本人要十样我给八样,最后十样全给了。可是汪先生就比我们慷慨多了,日本人的手还没伸出来,连价都没开,汪先生就主动把十样东西双手奉上,结果最后让日本人拿走了十二样。
这段话把汪精卫那个“曲线救国”的画皮戳得稀烂。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那个让汪精卫集团彻底撕下最后底裤的事件。
在伪政府还没成立之前,也就是在上海的秘密谈判桌上,汪精卫为了能让日本尽快扶植他上台,签署了一份极其耻辱的密约,也就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这份文件的苛刻程度,连汪精卫身边的亲信都看不下去了。当时负责谈判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在看清了日本人的贪婪和汪精卫的懦弱之后,感到了彻骨的恐惧。他们知道,一旦这份协议公之于众,自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于是在一个深夜,高宗武和陶希圣在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协助下,秘密离开上海,于1940年1月3日抵达香港。大约三周后的1月21日,香港《大公报》收到了这份被称为“汪日密约”的绝密文件,并在次日全文发表。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世人这才看清楚,汪精卫所谓的“曲线救国”,其实是把华北的矿产、江南的铁路、海南岛的开发权,甚至连全国的港口和海关,全部作价卖给了日本。
刚开始的时候,汪精卫和周佛海这些人,总觉得日本人既然要扶植他们当代理人,就得给他们一点起码的资本。他们觉得只要自己表现得足够配合,日本就会归还一部分主权,好让他们在老百姓面前能交代过去。
但现实给他们的耳光来得非常快。
在日军眼里,汪精卫根本不是什么对等的谈判对手,他只是一个用来逼重庆蒋介石就范的筹码,一块用来敲门的砖。如果重庆方面愿意妥协,日本随时可以把南京的这套班子随手扔掉。
为了争一个正统国民政府的虚名,汪精卫把关税、矿产、铁路、甚至军队的指挥权全部双手奉上。他以为自己是在跟日本人做生意,其实人家连账本都没打算让他看。梁鸿志说他主动倒贴了十二样,一点都没有冤枉他。
轴心国的友情赞助
地盘是假的,主权是空的,那汪精卫逢人便吹的外交成就又值多少钱呢?
在1941年的夏天,南京的报纸上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因为在当年的七月一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联合发表了声明,宣布正式承认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把它当作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紧接着,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这些德国的跟班,也排着队发来公文表示承认。至于伪满洲国,其实早在汪伪政权成立当天,也就是1940年3月30日,就已经第一个跳出来表示承认了。而像法国的维希政府、泰国的亲日政府,虽然出于现实利益与汪伪政权保持着某种外交往来或事实上的接触,但在正式外交承认上始终吞吞吐吐。至于其它的国际大国,更是连正眼都没瞧过这里。
猛一看,这个政权在国际上似乎挺吃得开,一下子拿到了这么多欧洲和亚洲政权的承认。
但这套外交把戏的含金量,其实低得可怜。
这帮急吼吼跑来和汪精卫建交的国家,在国际上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法西斯轴心国集团的成员或者附庸。这场看似隆重的国际承认,并不是因为汪伪政府的外交手段有多高明,就因为当时苏德战争刚刚爆发,太平洋的局势也箭在弦上,法西斯阵营需要抱团取暖。
老百姓私底下都说,这叫“鬼给鬼作揖”。
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早就名声扫地,他们互相之间的承认,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只是双方在纸面上互相抬轿,好给各自的国民打气。
而在国际上真正说了算的大国,比如英国、美国、苏联,自始至终都把汪精卫政权当成是非法的汉奸组织。不管南京这边如何作秀,同盟国始终只承认重庆的国民政府。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汪伪政权在外交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儿。它所有的外交活动,都必须寄生在轴心国同盟的那张破网上面。德意给它的承认,只是出于配合日本在远东牵制力量的战略需要,根本不可能给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国际地位。
当1943年之后轴心国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时,这个虚幻的外交朋友圈,就以看得见的速度开始崩溃。那些曾经热闹一时的驻宁使馆,最后连买煤生火的钱都拿不出来。
老达子说
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的监狱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他听闻了南京梅花山传来的消息:汪精卫的坟墓在数月前已被炸药炸开,棺木付之一炬,连骨灰都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到了临刑前的那天下午,陈公博没怎么动筷子,只是叹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洗得褪色的长衫,等着最后一刻到来。他和汪精卫这些人耗尽半生去经营的那个政权,地盘是纸上画出来的,主权是拱手让出去的,外交是几个法西斯难兄难弟互相捧场凑出来的,从头到尾就没有一样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