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与郭天民一同顶撞上级后被免职，后归刘邓部近1年，再次调整归聂总指挥！
1948年10月的太行山，晨雾刚散，华北军区筹建会议在石家庄一座简易营房里展开。聂荣臻望着墙上的作战态势图，说：“北线要统一口径，冗余指挥层必须压缩。”一句话，标志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正式握手，也揭开了几位被“冷却”干部再次登场的帷幕。
回头看不足两年前，表面的平静暗藏锋芒。1946年冬，张家口保卫战刚结束，晋察冀高层在涞源复盘。军区主力因为精简裁编，只能在东线频频调兵，西线却留下可乘之隙。国民党傅作义部队顺着缺口直插阜平，前后不到三昼夜。会上，第二纵队司令员郭天民忍不住直言：“减员不是节约，而是自废武功。”会场空气瞬间凝固，政工部门负责人敲桌回应：“命令来自中央，谁都得遵守。”一句顶一句，火药味溢出窗外。旁听席的第十三军分区司令员熊奎点头相助，两人的名字当天即被划入调整名单。
所谓“调整”，本质是暂时停职待命。待遇不差，却远离决策枢纽。到了1947年春，中央军委派朱德、刘少奇赴张家口考察，他们发现基层指挥链因裁编而松动，便决意把几位“闲人”打包南调。郭天民被任命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进入刘伯承、邓小平的作战室；熊奎被送往太岳地区，协助筹建新纵队。离别那天，熊奎拍拍老长官的肩膀：“大别山见。”郭天民只回了两个字：“活着。”
晋冀鲁豫的任务早已锁定大别山。刘邓南渡黄河，需要一名熟悉山地突击的参谋长，郭天民恰好补上空缺。为迷惑对手，他把原本拉长的机动线路拆成三段，每段只公布给对应旅长，既保密又压缩时间；入山后十日内连破麻城、英山两座据点，为后续主力争得缓冲。邓小平评价：“这人脾气硬，但算盘清。”与之呼应，太岳的熊奎也没闲着。太岳、晋南四个军分区在他的主导下合组为第十五纵队，仅用五周便完成整训，随后插入翼晋交界，掐断同蒲路北段，为临汾、晋中战役减轻了东面压力。
石家庄解放后，战略格局骤变。中共中央决定把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合而为一，成立华北军区。指挥体系重排令许多人措手不及，却给了沉浮数次的将领新坐标。郭天民随第四兵团转入中原，直面长江天险；熊奎则带着改编为62军的旧十五纵，归入贺龙指挥的第18兵团。
1949年春，太原会战迫在眉睫。62军担负西山主攻，熊奎坐镇前指，调集炮兵二十余门，集中十分钟猛烈射击，一举撕开清徐外围。他指着地图对部下说：“看准缺口，一刀割下去！”三昼夜血战后，太原南关拱卫体系瓦解，阎锡山退守老军营。就在攻城炮声尚未远去，62军又接到南下西安、进军大西南的电报。几个月后，贵州、云南相继解放，昔日太岳山口的地方部队已成长为攻坚劲旅。
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在即，军队需要重构常备体制。熊奎先后担任西康军区参谋长、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再到第14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53年赴滇时，他的任务不再是攻城，而是帮助边疆新设省军区完成建制、培训、整编。有人私下揶揄他坎坷，他却笑言：“调来调去，说明还没被忘记。”
至于郭天民，第四兵团转战湘赣川三省，追堵国民党残余。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依旧以善筹善谋著称。最初那场涞源风波，未曾阻断二人脚下的征程，反倒让他们在不同战区留下更坚实的脚印。那些年中国军队组织的频繁拆并，看似人事沉浮，实则伴随着战略重心的每一次转移。有人被迫下车，有人兜了圈又登车；但只要前线需要，总有人会被重新点名，重返炮火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