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他替博古成总指挥获主席赞为明君，何以晚年遭撤职呢？
1920年秋，上海法租界一家咖啡馆里，新文化青年激烈辩论。“中国往哪儿去？”有人拍桌追问，坐在角落的张闻天推了推圆框眼镜，只抛下一句：“救国，先救思想。”一句话，把喧闹拉回沉思。彼时他刚满二十，已能背诵《资本论》片段，白天在《小说月刊》改稿，夜里伏案翻译《共产党宣言》，把译稿夹在法文报纸里躲避搜查。
少年志向并非一夜而生。南汇县私塾的灯火、五四街头的标语、李大钊赠书时那句“学理须为救国用”，层层叠叠压在心头，使这位江南才子决意远行。1922年，他只身赴芝加哥大学，先学经济学，后转攻政治学。不久，风声鹤唳的祖国又把他召回——1925年夏，他在上海秘密宣誓入党，当晚还给莫斯科写信申请进修马克思主义理论。
用书卷气指点江山，终究不敌炮火纷飞的现实。1934年秋，中央苏区防线连失，博古与李德一纸命令让红军硬碰密集碉堡，几万条性命埋进山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张闻天拖着染病的腿跟在后队，被迫躺上担架，却仍捧着笔记本记录沿途民情。夜宿山洞，他对王稼祥轻声说：“方向错了，多走一步都要出人命。”王稼祥叹口气：“换舵手吧，不换就完。”两人对望，沉默胜过千言。
遵义会议召开前，气氛紧张到连油灯都似乎跳动得厉害。会上，张闻天一反“青年才俊少开口”的惯例，正面批驳左倾冒险，他没有高声指责，只摊开数据——减员比例、弹药消耗、行军日程——事实让在座者无言。博古低头默然，毛泽东坐在一旁，叼着烟，两眼发亮。会议结束，张闻天被推到新的位置：中共中央负责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是实质上的总负责人。毛泽东只说了八个字：“洛甫堪称明君，堪托大事。”此后，军事指挥权逐步集中到更能用兵的手里，而张闻天以文人秉性做黏合剂，稳定了本已摇摇欲坠的队伍。
长征路上，他仍旧保持拿笔的习惯。雪山夜宿，他给战士们读列宁《国家与革命》，声音嘶哑却透亮。“咬牙登上去，山那边就是新天地。”这是他对疲惫不堪的战士所作唯一的动员。有人后来回忆，那一夜的篝火旁，大家信了。几十天后，红军翻过夹金山，生还者回头望，才知自己把“死”甩在了身后。
1936年12月，西安枪声骤停。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后，红都延安灯火通明，争议四起。张闻天奉命带队赴陕甘宁边缘与国共代表周旋。他不抽烟，却时不时握着空烟斗思索措辞。会场上，他与周恩来一唱一和，寸步不让又保持分寸，终让双方搁置内战共赴抗日。有人笑称：“洛甫一开口，比师长上前线还顶用。”
抗日烽火与解放战争十余年，他或置身中央机关起草文件，或在前线指挥后勤。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第一时间赶到城楼，站在朱红色城墙上久久无言。随后，他被派往外交、财经、理论多条战线，常说一句话：“胜利才开始，建设更艰难。”
1960年春，他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对一向喜欢埋头著述的他而言，这是归宿，也是考验。不料风云突变，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昔日的“明君”被卷入批判风潮。1967年秋，他被免去一切职务，迁居无锡。消息传来，老友来信问讯，他回条幅：“功名身后事，且读马列书。”字迹仍如少年时俊逸，却透着疲惫。
1972年，中央决定为部分受冲击的老同志恢复生活待遇，他的工资卡才重新启用。可岁月不再等人。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突发，病床旁只有家人守着。夫人苏静捧着一束白菊，轻声道：“老张，你放心。”临终前，他仍嘱咐子女好好读书。噩耗未作公开报道，吊唁者寥寥。
三年后，局势已变。1979年，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布满白花，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追悼会，长长的挽联写着：“功在社稷，德昭后人。”会场角落摆着他当年在长征路上携带的旧笔记本，封面已被汗水浸得发皱，却还能辨认出那行小字——“凡为中国革命者，必先革命其心”。字迹清秀，像他本人一样，终究是用文气叩问了兵法，也用担当扛过了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