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把辞职信递给我的时候，我正低头批阅着下半年的预算报表。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呼呼声。我起初没在意，以为是他拿来需要签字的车辆报销单，直到那个白色的信封在我的红木办公桌上停放了足足半分钟，而他依然站在原地没有离开。
我抬起头，看到老陈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局促地交握在身前，微微低着头，眼神有些躲闪。信封上没有字，但我心里突然沉了一下。
他说他孙子出生了，儿子儿媳在老家忙不过来，他自己的腰椎间盘突出也越来越严重，医生嘱咐不能再久坐。这些理由合情合理，像老陈这个人一样，挑不出半点毛病。但我握着那封薄薄的信，心里却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酸楚和失落。
十五年了。从我还在那个破旧的汽配城里租用十几平米的门面，到如今坐在拥有整层写字楼的董事长办公室，老陈一直都在。他是我买第一辆二手桑塔纳时招来的司机，那时候他刚满四十，力气大，话少，干活极其麻利。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惊心动魄又灰头土脸的岁月。那年冬天去隔壁省催讨一笔陈年烂账，对方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不仅不给钱，还找了几个人把我们在一家小饭馆里围了。
最后是老陈随手抄起一个破酒瓶，挡在我身前，硬生生用那股子不要命的狠劲把对方镇住了。
那天夜里，我们开着车仓皇逃离，车窗玻璃被砸碎了一块，寒风像刀子一样往车里灌。老陈把他的旧军大衣脱下来死死裹在我身上，自己穿着单薄的毛衣，在零下十几度的深夜里开了一百多公里的夜车。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的双手已经冻得僵硬，连方向盘都快握不住了。
还有我应酬喝到胃出血的那次，深夜被送进急诊室，意识模糊中，是老陈背着我楼上楼下地跑，垫付医药费，拿化验单。我在病床上躺了三天，他就坐在病床边的一张塑料圆凳上守了三天，眼睛熬得通红，硬是没合过眼。
那时候我老婆沈曼还在国外进修，公司里乱成一锅粥，只有老陈像一根定海神针一样，沉默地守着我这条命。
在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商场里，我见过太多背叛和算计，但老陈对我来说，早就超越了雇佣关系，他是我在这个充满戒备的世界里，少数几个可以完全交付后背的人。
“一定要走吗？”我放下信封，声音放得很轻。
老陈搓了搓手，憨厚地笑了笑，眼角挤出几道深深的皱纹：“老板，我也想再给你开几年车，但这腰实在是不争气了，踩离合都发麻。再说，老家那边也确实需要人。”
我知道老陈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他是个讲规矩懂分寸的人，既然开了口，必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我没有再挽留，因为我知道强留是对他的不尊重。
“好，你手头上的工作这两天和行政部交接一下。哪天的火车？我送你。”
老陈连连摆手，说不敢劳烦老板，自己打个车去高铁站就行。我没理会他的推脱，不容置疑地敲定了时间。
老陈离开办公室后，我推开手头所有的工作，独自在落地窗前站了很久。我给财务总监打了个电话，让他从我的私人账户里提十五万现金出来。一年一万，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直接也最俗气的表达感激的方式。
老陈一辈子节俭，儿子买房结婚几乎掏空了他的积蓄，现在又添了孙子，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我深知他是个好面子的人，如果直接转账，他肯定会想方设法退回来，或者感到惶恐。
三天后的下午，我亲自开着那辆他平时开的迈巴赫，送他去高铁站。一路上，我们像往常一样，话都不多。老陈坐在副驾驶上，显得十分拘谨，他的手一直搭在膝盖上，目光时不时地扫过车内的仪表盘和后视镜，仿佛还在执行他作为一个司机的职责。
“这车右前轮的胎压传感器有点不灵敏，我昨天已经让4S店订了件，估计下周能到，老板你记着让小刘去换一下。”老陈看着窗外，突然开口叮嘱道。小刘是行政部刚招来的新司机，接替老陈的位置。
我应了一声，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车子在高铁站的落客平台停稳后，我帮他把那个略显破旧的帆布行李箱从后备箱里拎出来。站外人声鼎沸，拖着行李箱的旅客行色匆匆，离别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我从车门储物格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塞进他手里。信封沉甸甸的，老陈一过手就变了脸色，像触电一样要把信封推回给我。
“老板，这不行，这绝对不行！我的工资奖金公司一分都没少过我的，每个月还按时交社保，我已经很知足了。这钱我绝不能要！”老陈急得脸都红了，声音也高了八度。
我按住他的手，语气是不容商量的坚决：“老陈，这十五年，你救过我的命，替我挡过酒，为了公司熬了多少个大夜。这些钱，不是公司的遣散费，是我个人给你的一点心意。你孙子刚出生，奶粉尿布哪样不要钱？你腰不好，回去了好好治治，别舍不得花钱。”
老陈看着我，嘴唇微微颤抖着，眼眶肉眼可见地红了。他粗糙的手指紧紧捏着那个信封，骨节泛白。两个大男人在人来人往的高铁站外面推搡，显得有些滑稽，但他最终没有再拒绝。他把信封贴身揣进怀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着极其复杂的情绪。
“老板，你是个好人，是大好人。”老陈的声音有些哽咽，他退后一步，似乎想给我鞠个躬，被我一把拉住。
“行了，回去好好抱孙子，有空来城里了，或者有什么难处，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拍了拍他坚实的肩膀。
老陈点点头，转过身拉起行李箱准备进站。可是刚走了两步，他又停了下来。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十几秒钟，周围的旅客从他身边穿梭而过，他却像是一尊雕塑般静止着。接着，他突然转过身，拖着行李箱大步走到我面前，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甚至带着一丝决绝。
他凑近我，压低了声音，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音量说：“老板，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本来轮不到我一个外人，一个开车的下属来插嘴，但我今天走了，以后就没法替你盯着了。你……多留心一下家里，小心你老婆。”
我愣住了，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沈曼？小心沈曼？
沈曼是我八年前娶的妻子，那时候我已经过了创业最艰难的阶段，公司步入正轨。沈曼比我小五岁，名牌大学毕业，长得漂亮，气质优雅。结婚后，她顺理成章地辞去了原本的工作，除了照顾家庭，也帮我打理着公司旗下两家子公司的财务监管工作。
在外人眼里，我们是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模范夫妻。她温柔体贴，把我生活起居打理得井井有条，甚至连我对海鲜轻微过敏这种小事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眉头猛地皱了起来，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严厉。如果是别人说这话，我早就让他滚蛋了，但面前的人是老陈，十五年来从未向我进过任何谗言的老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