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百度百科·钱永刚词条 /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羁绊与归来》/ 中共党史出版社·《破浪：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 中国科学院官网·钱学森专题 / 人民网·党史频道 /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详解钱学森的回国之路 / 清华校友总会·钱永刚专访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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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17日，洛杉矶港口。
下午4时整，汽笛一声长鸣，"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徐徐启动，离开了码头，向西驶去。
那天，码头上挤满了人。
摄影记者、报社记者、闻讯赶来送别的朋友，把整个港口围得水泄不通。
有几位钱学森的老朋友，费了好大劲也没能挤进去，最后只能站在外围，远远地望着那艘船的轮廓渐渐移动，渐渐变小。
甲板上，7岁的钱永刚趴在栏杆边，眼睛盯着海面，脸上带着一股急切劲儿。
船动了很久，他往下看，岸边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海水还是那片熟悉的蓝色。
他等啊等，就是等不到海岸线消失的那一刻。
后来，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钱永刚站在各种讲台上回忆这段往事，总会带着一点笑——那时候，他最惦记的，就是这条船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开进大海"。
没有人告诉他，这艘船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告诉他，他的父亲为了踏上这艘船，用了整整五年时间，付出了多少代价。
也没有人告诉他，从这一刻起，他接下来的几十年人生，将被彻底拨到另一条轨道上去——那条轨道，走得格外艰难，走得格外漫长。
多年以后，有人问钱永刚：如果当年一家人没有回国，留在美国，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他顿了顿，说出了那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
"如果当年一家人没有坐船回国，如果父亲还是留在美国任教、做研究，可能我的成长会更顺利一些吧！至少不会在该上大学的时候没学上，折腾到34岁才大学毕业，40岁拿到硕士学位。"
这句话，没有怨恨的成分，语气里也没有后悔的意思。
它更像是一个普通人在回望自己曲折半生时，说出的一句最朴实、最真实的感慨。
【一】那个顶"五个师"的父亲
要真正读懂钱永刚这句话，得先搞清楚他父亲钱学森，究竟是一个什么量级的人。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出身吴越钱氏家族。
他自幼成绩拔尖，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于1935年考取庚款公费留美资格，漂洋过海赴美深造，彼时年仅24岁。
他的第一站，是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
仅用一年时间，他便拿到了硕士学位。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随即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投入著名航空科学家西奥多·冯·卡门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冯·卡门，是20世纪航空航天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他的门下出过无数顶尖人才，但钱学森的表现，让这位老师格外刮目相看。
1939年，钱学森与冯·卡门共同推导出后来被称为"卡门-钱学森公式"的重要成果，这套公式在此后二十余年间被国际航空界广泛引用，成为空气动力学领域的里程碑式贡献。
1946年，钱学森向《航空科学杂志》提交了一篇题为《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
这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当时美国最顶尖理论空气动力学家的地位。
随后，蜚声世界的麻省理工学院向他抛出橄榄枝，授予他终身教职。
那一年，钱学森年仅35岁。
他的研究领域横跨航空工程、火箭推进、导弹控制等多个方向，90%的工作涉及军事机密。
他拿着美国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证，深度参与美国国防部、空军和陆军军械部的多项核心研究。
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授期间，他还主持了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核心工作，是美国火箭研究领域真正的领军人物之一。
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贝尔对钱学森有过一个评价，这句话后来流传甚广——钱学森知道的东西太多，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回国。
而美国当局内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钱学森一个人顶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
这不是文学夸张，这是彼时美国军政高层对这个中国科学家军事价值的真实评估。
就是这样一个被美国视为"镇国之宝"的人，心里装着的，却是一片被大洋隔断的土地。
1949年10月，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对妻子蒋英说："现在是应该回国的时候了。"
这句话说出来容易，但真正踏上这条回国路，钱学森足足走了五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
大洋彼岸的美国，政治气候正在急剧变化。
1950年，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表演讲，声称掌握了大批潜伏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员名单，一场波及范围极广的"反赤"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
在这场运动中，任何被怀疑与共产主义沾边的人，都可能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目标。
钱学森，毫无意外地被卷进去了。
1950年代正值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对苏联的警惕，联邦政府在内部开展"忠诚—安全审查"行动。
钱学森与一位名叫威因鲍姆的朋友多年来有社交往来，而威因鲍姆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他参加的聚会也被认定是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的集会活动。
这顶帽子，间接扣到了钱学森头上。
尽管钱学森否认曾加入共产党，美国政府还是对他的忠诚产生了疑问，随之吊销了他的保密许可证，也就是说，钱学森不再被允许参与机密的军事项目。
保密许可被吊销，意味着他90%的科研工作全部中断。
这对于一个以科学为生命的人来说，打击是致命的。
更让他心寒的是，那些曾经与他共事、与他交谈甚欢的同事，开始渐渐与他保持距离——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靠近一个"嫌疑人"，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钱学森没有辩解，也没有妥协。
他做了一个决定：回国。
他联系了搬家公司，把家里的钢琴、餐具、书籍、床上用品，甚至包括一台洗碗机，全都打包装进了八只大木箱，送到海关准备托运。
他还专程赶赴华盛顿，向海军部次长金贝尔正式辞行。
金贝尔当场留人，措辞委婉，但话里有刀。
钱学森回到洛杉矶，等着他的，是美国移民归化局送来的一纸禁止出境令。
海关随即以涉嫌违反出口管理法案为由，将那八只木箱全部扣押查扣。
理由是，箱子里的文件涉及"机密"。
然而事后调查显示，那些被没收查扣的文件不过是私人书籍、笔记和数学对数表，钱学森丝毫没有带走美国军事科学机密的企图。
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1950年9月7日，移民局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
他被带到特米诺岛上的联邦监狱，在一间安有铁栏杆作窗户的房间里关押了整整十五天。
当时，妻子蒋英怀抱两个月的女婴钱永真打开了门，不到2岁的儿子钱永刚战战兢兢地躲在角落里。
特米诺岛上的那段日子，是钱学森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之一。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就连冯·卡门从巴黎打来电话，也不能接听。
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敲击金属栏杆，让他没法休息。
当蒋英去探视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点头示意。
仅仅17天的拘押，他的体重掉了整整15磅。
最终，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多方营救下，在缴纳了高达15000美元保释金后，钱学森出狱了。
他讽刺道："相比一般绑架者开口勒索1000或2000美元的赎金，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
出狱之后，噩梦并没有结束。
从1951年9月开始，钱学森就一直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的日子里。
他不仅再也不能接触任何保密的工作，还被下了禁足令，禁止离开洛杉矶市的边界。
他和妻子的行动都受到政府特工的严密监控，家里的电话每天都要响上十几回，这是确认两人是否在家的一种方式。
五年，他就这样生活在监视、等待和煎熬之中。
【二】一封秘密塞出去的信，撕开了一道口子
1955年6月，僵局出现了转机。
那天，钱学森在小贩送菜的菜篮底部无意中翻到了一张画报，上面是国内大型庆典的照片，天安门城楼上，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画面里——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也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世交好友。
钱学森当即决定写信。
他和蒋英事先商量好，到一家餐馆用餐，由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的随行特工，蒋英借口上洗手间，把信塞进了寄往比利时的邮件里，请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转寄给陈叔通。
信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笔迹工整，字字沉重。
信上写道："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这封信，辗转抵达北京后，陈叔通随即将其转交给了国务院。
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指示外交部在即将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将此事作为重要议题提出。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王炳南在会谈中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向美方发出严正交涉。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约翰逊大使再也无法辩解，美国政府也无力再继续阻拦。
8月4日，美国司法部正式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蒋英及7岁的儿子钱永刚、5岁的女儿钱永真，持三等舱船票，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临上船前，候在码头的记者们拼命往前挤，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
钱学森停下来，对着麦克风说了一段话，语气平静，却字字有力——
"我不打算回来，我没理由再回来。我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我的归国之旅被这个国家所阻挠。我建议你们去问问美国国务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说到"尊严"这个词时，加重了语气。
下午4时，船动了。
这艘船走了整整二十多天，一路停靠夏威夷、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钱学森一家为了安全，沿途从没有登岸观光。
195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六个国庆节。
"克利夫兰总统号"上，钱学森和同行的中国留学生们聚在一起，自发组织了一场庆祝活动。
钱学森发言，把他在美国时从报刊上收集到的关于国内建设的消息，一条一条讲给大家听。
1955年10月8日黎明，轮船驶入香港海域，透过晨雾，钱学森渐渐看清了祖国的海岸线。
中国政府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与港英当局联系，派一艘驳船把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直接从邮轮接到驳船上，驳船向北行至香港九龙，钱学森一行上岸后，乘车从九龙抵达罗湖口岸，当天11时25分到达深圳。
那一天，他在这片土地上阔别了整整二十年。
当天，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给聂荣臻元帅打电话，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来了！
并叮嘱："学森同志是爱国的，要好好对待他，要在政治上关心他，生活上照顾他，安全上保护他！"
随后，科学院委派朱兆祥全程陪同，护送钱学森一家沿途参观广州、杭州、上海等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一路北上，于1955年10月28日抵达北京。
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与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亲赴北京火车站迎接。
回国的第一步，走完了。
但钱永刚的第一步，才刚刚开始。
就在父亲被热烈欢迎、被寄予厚望的同时，那个刚回国、连中文都不太会说的7岁男孩，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慢慢感受这片土地的陌生与沉重。
而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的命运将比任何人都更真实地验证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在父亲做出伟大选择的那一刻，究竟会承担什么，又会失去什么？
当钱永刚多年后坐在采访镜头前，说出那句"折腾到34岁才大学毕业"时，没有人知道，这短短一句话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个具体的日日夜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