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场的漫长拉锯战，让越来越多历史学者想起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需要警惕的，不是前线某场战役失败，而是战争如何逐渐抽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承受力。
俄罗斯军事历史学者康斯坦丁-盖沃龙斯基日前撰文，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与一战时期的沙俄、德意志帝国进行比较。他提出的结论颇为反常：普京并非没有研究一战，反而已经吸取了三条深刻教训——不要过度动员，不让议会变成另一个权力中心，也不允许军队中出现足以挑战权威的明星统帅。
第一条教训来自沙俄的总动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先后动员约1550万人，常年维持数百万军队，同时征用大批马匹、车辆和铁路运力。问题在于，一战很快变成钢铁、炸药、机床和铁路运输之间的“总体战”，沙俄却试图用更多士兵的血肉之躯弥补重炮、炮弹与工业能力不足。
结果是前线人数增加，后方劳动力、农业畜力和铁路运力却被不断抽走。粮食并非完全没有，而是运不到大城市，工厂也不是无人开工，而是缺少熟练工人、原材料和运输能力。军事动员最终反过来破坏战争经济，面包短缺、物价上涨和社会不满共同导致了沙俄垮台。
普京显然没有忘记这个教训。俄罗斯只在2022年的秋季进行过一次公开的部分动员，征召约30万预备役人员，此后主要通过高额签约奖金、工资、社会福利和地方招募补充兵，按普京的说法，光是2025年俄军新招募的合同兵就超过40万人。
即便俄军不断扩充编制，克里姆林宫仍然避免再次宣布全国性大动员，说明莫斯科很清楚，突然把数百万青壮年抽离工厂、农场和服务业，代价可能比前线增兵的收益更大。
但高额签约金同样要由财政承担，军工企业与民用行业争夺劳动力，伤亡又会迫使地方继续抬高招募待遇。但与沙俄一次性抽空农村和工业人口相比，俄罗斯目前采用的是分批征募、经济激励和扩大编制并行的办法，社会冲击更分散，也更容易控制。因此，不能因为俄乌战争持续时间接近一战，就断言俄罗斯必然出现1917年式的崩溃。
第二条教训，是不能让国家杜马在危机中成为替代权力中心。1917年二月革命真正致命的时刻，不只是士兵倒戈，而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接管权力。沙皇、议会和军方之间出现三个合法性来源，高级将领最终判断尼古拉二世已经无法维持秩序，转而要求他退位。
今天的俄罗斯不存在这种公开竞争。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安全机构和地方政府均围绕总统权力体系运转，战争时期的重大决策高度集中。这种结构的优势是命令统一，能够迅速调配军费、军工订单和地方资源，不容易在危机时出现多个部门互相否决。缺点同样明显。沙俄的教训是一个体系如果缺少纠错渠道，问题便可能长期积累，直到以最激烈的方式暴露。
第三条教训来自德意志帝国。兴登堡因坦能堡战役成为民族英雄后，声望逐渐超过德皇威廉二世。到战争后期，德皇名义上仍是最高统帅，真正能够凝聚军队和民众信任的却是兴登堡。对任何政治体系来说，拥有独立声望和武装力量的将领，都会成为潜在风险。
俄乌冲突期间，俄军高级将领很少被塑造成个人英雄。即使苏罗维金等人曾获得较高关注，也很快淡出公众视野。普里戈任兵变则进一步证明，掌握武装、资金和宣传能力的军事人物，一旦形成独立政治号召力，就可能威胁指挥体系。此后克里姆林宫进一步收紧对军队、私人武装和军事舆论的控制，并不难理解。
但压制“明星将领”也有军事代价。如果指挥官过于担心承担责任，前线就容易形成机械执行命令、缺乏主动调整的文化。现代战争变化极快，无人机、电子战和远程精确打击可能几周就改变战术，基层和战区指挥官必须拥有一定自主权。怎样既保证军队忠诚，又不扼杀专业判断，是莫斯科无法绕开的难题。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今天拥有沙俄无法相比的能源储备、粮食安全、工业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控制工具，俄军也没有发生一战末期那种全面崩溃。普京仍保持较高支持度，俄军拥有火力和兵力优势，因此把俄罗斯描述成“马上重演1917年”，并不符合现实。
可一战留给俄罗斯最有价值的提醒仍然成立，战争不能只计算前线推进多少公里，还要计算完成政治目标需要付出多少年、多少财政资源和多少社会耐心。
沙俄并非单纯被敌军打垮，而是在战争目标、国家能力和社会承受力之间失去了平衡。对普京而言，俄罗斯能否避免重蹈覆辙，最终取决于莫斯科能否在军事目标与国家长期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可以承受的平衡点，并最终实现体面的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