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天，江苏宝山，棉花地白茫茫一片。
天快擦黑了，镇上布店学徒李甲抄近道回家。
十八九岁的年纪，身子骨还没长瓷实，细皮嫩肉的，走起路来步子轻快。
路过一片花田时，两个摘棉花的女人看见了，眼睛一亮。
周凤宝、周蓉宝，亲姐妹。凤宝二十四五，蓉宝二十出头。
这姐妹俩在附近几个村名气不小，但不是什么好名声。
乡里人背后嚼舌头，说她们"天性风骚"，常跟闲汉们拉扯不清。
光绪年间，这种女子是要被沉塘的；到了民国，没人沉塘了，但唾沫星子照样淹人。
今天不知怎么的，姐妹俩盯上了李甲。
"小哥哥，这么晚了还赶路呀？"凤宝从田埂上站起来，拍了拍裙上的土，笑着迎上去。
李甲愣了一下，脸先红了。
蓉宝从另一边绕过来，堵住了去路。
一个拽袖子，一个扯衣角，田间地头，推推搡搡。
后来三个人就滚进了棉花丛里，案卷上写得文绉绉四个字：席地交欢。
花丛摇了一阵，忽然不动了。
凤宝最先发现不对，只见李甲不吭声了，身子越来越沉。
她推了一把："哎！"没反应。蓉宝凑过来探鼻息，脸色刷地白了，人死了。
没刀伤，没淤青，没打斗痕迹，就这么光着身子没气了。
姐妹俩慌了，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利索，就想跑。
偏巧这时路上来了巡警，看见田边两个女人衣衫不整、神色慌张，又看见了花丛里那个僵卧的年轻男子。手一指："站住！"
所里先过了一遍堂，所长直挠头：这算什么事？送县里吧。
宝山县署里坐着个姓张的知事。
民国初年，县一级还是"行政司法合一"，说白了，县官既是县长又是法官。
张知事桌上摆着两套东西：左手边是《大清律例》的老底子，右手边是北洋政府刚颁的《暂行新刑律》。
他本人呢，旧学底子厚，新法也翻过几页，但真到判案时，脑子里还是习惯性地先冒出祖宗的规矩。
可祖宗的规矩里没有"女人强奸男人"这码事啊。
《大清律例》写得明白：强奸者绞监候——重罪，要掉脑袋的。
但后面还跟了一句："若强奸，妇女不坐。"就是说，女人强奸了，不治罪。
言下之意：这事只有男人干得出来，女人是受害者。
北洋政府换汤不换药，新刑律第二百八十五条照抄了这个思路："对妇女以强暴、胁迫等法，致不能抗拒而奸淫者，为强奸罪。"
被害对象写的是"妇女"，犯罪主体默认是男人。
现在倒好：被告是两个女人，死了的是个男的。
你往哪条里塞？
张知事对着案卷发了半天呆，堂下跪着周家姐妹，瑟瑟发抖；堂外围着十里八乡赶来看热闹的百姓，交头接耳。
人嘴两层皮，已经传出好几个版本了。有的说姐妹俩是"妖女采阳补阴"，有的说李甲是被"榨干了精血"。
张知事一拍惊堂木，硬着头皮判了。
他认定：周氏姐妹构成"轮奸"，虽然"轮奸"这个词原本是形容几个男人对付一个女人的，但眼下这情况……
反正性质恶劣，就算轮奸吧！
至于李甲怎么死的，张知事的判词写："奸非致人于死地。"
又因为姐妹俩"并非蓄意杀人"，属于"贪欢误杀"，减等治罪，判有期徒刑若干年。
判完，堂下百姓叫好：该！不要脸的女人就该关起来！
张知事松了口气，把案卷往上一报，以为这事就算结了。
偏巧这时候，有个人路过上海吴淞口。
谁呀？“大名鼎鼎”的曹汝霖。
这个名字后来臭了大街。
五四运动时，学生们举着旗子喊"还我青岛，诛曹汝霖"，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家。
抗战期间他又依附日本人，当了汉奸，一辈子洗不白。
但在1913年，曹汝霖三十七岁，正值壮年，刚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回国不久，在上海挂牌做律师。
他懂的是大陆法系那套东西，脑子里装的是"罪刑法定""法无明文不为罪"。这些词，宝山县的张知事可能听都没听过。
曹汝霖去吴淞一带游玩，饭桌上听人聊起宝山这桩案子。
筷子一搁，脱口而出：
"贵地岂无人知法律者耶？"意思是你们这儿就没一个懂法的人？
桌上人面面相觑。
曹汝霖冷笑一声，把案子从头到尾问了一遍。
问完，他撂下一句话：这案子判错了，得翻。
消息传到周家亲戚沈某耳朵里，连夜赶来，跪在曹汝霖面前求他上诉。
曹汝霖扶他起来："我接，不要你钱。"
他不是为了给两个不检点的女人洗白名声，周氏姐妹行为放荡，这是事实；李甲一条命没了，这也是事实。
但曹汝霖心里清楚：该不该罚和该怎么罚是两码事。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该罚，就往他身上乱扣罪名。
法律不是橡皮泥，想捏什么形状就捏什么形状。
诉状递上去，措辞很硬，句句打在要害上。
第一刀：两个弱女子，有没有"强迫"一个壮小伙的本事？
曹汝霖写道："周氏二女，弱质少女，既无强迫求奸之能力，又无致人死地之要素。"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李甲是个活蹦乱跳的青壮年男人，如果他不愿意，周家姐妹能把他按倒？
花田不是密室，田埂上随时有人路过，他喊一声就能把人招来。
他既然没喊没跑没挣扎，那就是自愿。
既然自愿，那就叫"和奸"，不是"强奸"。
第二刀："和奸"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
曹汝霖写得很明白："设无强迫行为，是属双方和诱相奸者，当然不负刑事责任。"
民国律法管的是"强迫"，不管"自愿"。你情我愿的苟且之事，道德上可以骂，法律上管不着。
李甲自己要跟人家搞，搞出命来，怨谁？
第三刀，也是最狠的一刀：法律上没有"女人强奸男人"这个罪名。
曹汝霖的原话是："律诸刑诉，妇女无强奸男子之名案。"
后来被民间传成了"女人怎能犯强奸罪"，听着像狡辩，但放到当时的法律条文里，这就是事实。
《暂行新刑律》第二百八十五条写得清清楚楚：强奸罪的受害者必须是"妇女"。
你把这条拿去套周家姐妹？套不上。
她们既不是"对妇女"施暴，也不是"男子"犯罪。
条文连主体客体都对不上，你怎么定罪？
曹汝霖最后撂了一句："若女方无强迫行为，则是双方和诱相奸，当然无罪。"
这话听着刺耳——"当然无罪"？那李甲白死了？
曹汝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李甲死于"贪欢"，属于意外，不是犯罪。
周氏姐妹有过失，但过失不等于犯罪。
法律上没有"过失强奸罪"这一条，也没有"女人强奸男人罪"这一条。
你想罚她们，可以！但你得先立一条新法。
用旧法去套新情况，这叫"比附"，是明清时代的做法，民国已经废了。
案子从宝山县打到江苏高等审判厅。
高等厅一看案卷，也犯了难：这咋判？判有罪吧，找不着条文；判无罪吧，舆论能炸锅！
人都死了，两个女的拍拍屁股回家？老百姓能答应？
高等厅犹豫了半天，最后决定往北京捅，请示京师大理院（相当于最高法院）和总检察厅（最高检）。
京城里一帮大法官对着案卷发了几天呆。说实话，他们也拿不准。
民国刚成立，法律体系百废待兴，《暂行新刑律》是从清末《钦定大清刑律》抄过来的，本身就新旧杂糅。
遇到这种"法无明文"的案子，法官们心里也在打架：一边是人命关天，一边是"不能法外定罪"。
最后还是大理院拍了板。复电下来，就一句话：
"法律无明文，不为罪。"
周凤宝、周蓉宝，当庭释放。
张知事的脸色可想而知。围观的百姓炸了锅"这两个妖女就这样放了？天理何在！"
可法律就是法律。曹汝霖赢了。
两个女人从公堂走出来，低着头，衣裳还算齐整，但身后跟了一路唾沫星子。
她们回了乡，日子好不好过，没人再记。
李甲的坟头大概添过几抔土，后来也渐渐没人去了。
曹汝霖后来成了历史罪人，这没得洗。
五四那年他烧了家，抗战时他当了汉奸，前半生的这点"法律之光"遮不住后半生的黑暗。
但就1913年这桩案子而言，他确实做了一件对的事，不是对周氏姐妹，是对法律。
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这七个字，是现代法治的基石。
今天的我们听惯了这句话，觉得理所当然。
但在1913年，中国刚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老百姓脑子里的"法"还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套朴素道理。
出了事就得有人负责，没人负责就是官老爷不作为。
至于"条文没写就不能罚"，谁管？人死了呀！
可曹汝霖管了，他拿一条冷冰冰的法律红线，把"人情"和"法理"切开了。
从那以后，中国法官再遇到"法律没写"的案子，不能拍脑门判了。
你得在条文里找到依据。找不到？那就不能判。
哪怕所有人都在喊"该杀"，但只要条文里没有，你就得放手。
这就是法治跟人治的区别。
花田里的李甲再也不能开口。
但如果他能说话，也许会说：我死是我命苦，但你们不能因为同情我，就随便抓两个人来顶罪。
这桩旧案过去一百多年了，今天翻出来，依然像一记耳光，抽在所有"觉得应该罚就罚"的冲动之上。
法律不是万能的，它有时甚至显得冷漠、不近人情。
但正是这种冷漠，保护了每一个"法无明文"的人，哪怕这个人道德上有瑕疵，哪怕他被千夫所指。
曹汝霖当年写的辩诉状里，最后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法律者，全国人民所共守，非一人一时之感情所得左右也。"
法律是给所有人守的，不是给某一时某一人的情绪服务的。
这话一百多年前说得响，今天听，照样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