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工作早在上一年夏天启动。中央决定重启“文革”中断的司法程序，专设“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负责统筹。中纪委二办昼夜调卷取证，最终在1979年岁末把材料移交最高检，走向司法程序。到1980年9月，政治局拍板合并两案、公开审判，特别法庭与旁听席的座位同时划出，法治回归成为国家意志。
公开审理的前提之一，是让被告拥有合法辩护。司法部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紧急挑选二十位骨干，大多是“文革”后刚刚重返岗位的老律师。人选经常务副总理方毅点将，九月底陆续被召进京。抵京前，不少人还以为是去参加学术会议，直到住进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才得知要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
彼时的律师制度刚从废墟中苏醒。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律师暂行条例》，确立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然而，在朝野舆论里，“给坏人辩护”等声音不绝于耳。接受指派的18名律师，与其说是受命，不如说在为制度正名。“律师”这个词，他们咬牙又要挺胸扛起来。
在指派名单里，张思之与朱华荣负责江青。两人同乘小吉普驶向秦城监狱，车厢里闷得厉害。张思之翻着案卷，心里掠过各种情绪：政治灾变的烟尘尚未散尽，今日却要为矛头所指最锋利的人辩护。情感与职业，撞个正着，他干脆用一句话克服犹豫——“案子不挑人，律师不能挑案。”
第一次会见发生在10月中旬。通道尽头铁门重重合拢，江青在两个女警陪同下出现，外披灰色外套，脸色憔悴却仍显倔强。她一落座便开门见山：“你们是法庭派来的？我想自己选律师。”语气不急，却带着拒人千里。
按照法律规定，被告人可以自聘，也可接受指派。张思之耐心解释：“法庭同意您提出人选，我们负责联系。若实在不成，还请您考虑接受指派。”江青冷笑一声：“我提过史良、周建人、刘大杰，你们不同意。我总可以找家属吧？李敏可以替我说话。”
听到毛主席长女的名字，两位律师对视一眼。这位1940年在延安诞生的“红色公主”，如今三十八岁，早已淡出公众视线。她在炮火中长大，1959年留苏学飞，1963年回国后随部队工作，与空军飞行员孔令华结婚。家在中南海，外界以为无限风光，可自1963年搬出菊香书屋后，李敏与江青几乎没有真正母女相处的时光。
江青为什么突然想到李敏？在场的人众说纷纭：是旧情未泯，还是临阵抱佛脚？不管动机，程序上首先卡住了——李敏并非律师。刑事诉讼并不允许非律师作为辩护人，更何况她本人也从未接受过系统法学训练。朱华荣当即说明：法庭可以考虑您的人选，但须具有律师资格；至于亲属，只能旁听，不能充当辩护人。
江青并不罢休，反复强调自己对法律“不太懂”，需要“法律顾问”代言。傅志人奉命顶替了被她拒绝的张思之，耐心阐释法条：“刑事辩护人必须以自己的法律身份出庭，不能替当事人作民事代理式的‘代发言’。您若要放弃陈述权，也须书面确认。”江青低头沉默，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淡淡应声：“那就算了吧。”
在另一间会见室里，姚文元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一见律师就翻出厚厚笔记，声称“愿认错，但希望量刑适当”。韩学章、张中连夜梳理卷宗，帮他厘清言行与罪责的边界。有人劝他们“别给坏人减罪”，两位律师的回答响亮：“法治的尺度必须对所有人一样。”
同一时期，王洪文干脆拒绝律师，理由很直接：“起诉书写得还不够重，何须再辩？”黄永胜、邱会作也冷对法庭的问询，只剩“五人接受辩护”的记录。公开审理一旦开始，几种完全不同的姿态同时呈现，让旁听者感受到“法在纸上，罪在堂下”的严峻。
回到江青，她最终选择放弃辩护。庭审期间，江青多次要求自己朗读《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并声称“我是毛主席的旗手”，但法庭统计，她累计自辩时间不过四小时。没有律师的策略指引，她的言辞时而激昂，时而支离破碎。面对卷宗里确凿的指控，公诉人援引1954年《宪法》、1979年《刑法》逐条驳斥，观众席默然无声。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江青与张春桥因反革命罪、分裂国家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无期徒刑；王洪文、邱会作、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等分别获刑。终审判决书当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布，标志着案件尘埃落定。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观察，这场审判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以公开方式回应了社会关注，更通过指派律师、保障辩护权利，为新中国的司法蓝图添上坚实一笔。当年那些犹豫却最终站出来的律师，如今被视作制度重启的奠基者。没有他们，后续的法律改革难以起步；正因他们，后来者方能在更成熟的法治轨道上执业。
至于江青当庭喊出的“我找家属可以吧”，随着法槌落下终成过往。这短短一句，折射的却是中国法治从人情到法理的艰难转折。过了四十余年，再回望1980年的特别法庭，人们或许仍会争论量刑是否合宜，却也难以否认——那一次坚持法律程序的努力，为此后的司法进步埋下了一颗种子；而曾被点名的李敏，则选择继续低调，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尘封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