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被叛徒害死，这位叛徒在解放后请求刘伯承重新参加革命，最终迎来了怎样的结局？
1943年9月27日拂晓，迪化监狱的封闭院墙里传出短促枪响。行刑前，毛泽民被押出牢房时还在叮嘱狱友：“活下去，回延安！”几个时辰后，狱卒在厚厚卷宗上添了一笔：根据徐梦秋供述，犯人枪决。那一页纸至此尘封，却在六年后于南京再度掀开。
半年不到，新中国的首都南京易帜。4月27日，接管城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中山东路贴出三张醒目布告：一、所有特务组织即刻自行解散；二、限期登记，迟报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三、凡有重大血债者，就地逮捕。城里暗处的电话线被剪断，邮局内潜伏的军统密码员连夜逃离，清剿开始得极为猛利。负责安保的周兴一句话点破气氛：“要快，速度就是安全。”就在这种风声鹤唳的背景下，一个不速之客悄悄写了长信，递向军管会。
信的落款：徐梦秋。信里反复提到旧日资历——1922年在上海大学入党，长征时在红一军团，负伤截肢后主持编写《红军长征记》。他请求见昔日战友刘伯承，理由只有一句：“愿再为人民出力。”这封信被转给了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刘帅读完，神情冷肃，对身边参谋说：“此人先移交公安，勿再转呈。”
消息传到公安局。周兴记得他，淡淡一句：“当年他在红一军团是我的上级，现在却想补票？法纪先行。”于是，一纸拘押令下达，特务小组在下关小旅馆将徐梦秋带走。押解途中，徐见旧部，声音低得几不可闻：“老周，给我个机会。”周兴摇头：“机会不是求来的，是守来的。”两人短短对话，再无下文。
为什么昔日的“红色史官”会走到这一步？要弄清楚，得把镜头拉回到十多年前的西北边陲。1937年底，受伤未愈的徐梦秋随医疗队北上，途中停在新疆，本想借苏联医生再做一次矫正手术，却被盛世才延揽至新疆学院任教。那一年，盛世才仍披着“亲苏抗日”的外衣；两年后，国际形势巨变，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收缩远东资源，盛世才立刻向重庆靠拢。政局一夜翻转，迪化街头出现军统暗号，电台里播放着国府“西北建省”讲话。
盛世才要表现忠心，必须交出“共产党暴乱阴谋”的铁证。于是，一份原本写给中央汇报新疆物价的普通公函，被审讯人员塞进徐梦秋手里。“你懂俄文，你来翻！”他们扔下一堆文件。酷刑之下，徐屈服了。他在“审讯记录”上添油加醋，甚至假借毛泽民之名，编出“策动兵变”一节。第二天，监狱里传来更凄厉的哀号。陈潭秋、林基路先后遇害，9月27日，毛泽民也倒在枪口下。此后三年，徐梦秋被国民党授予“少将特研组组长”，转运重庆，名列机要顾问。
抗战结束，国民党内讧不断，徐被弃置一旁，辗转南方。在上海、广州，他靠翻译俄语资料糊口，偶尔写回忆文章，美化自己在长征中的“功绩”。内战局势迅速逆转，他深知台湾一隅未必容身，遂暗下决心：若解放军南下，便试着“回头”。1949年春，渡江炮声震破夜空，徐梦秋抓住最后一条自救通道——自首。但他低估了党在酝酿怎样的清算原则。
审讯持续了十多天，卷宗摞成小山。检察员问：“你为何在供词里添写‘阴谋暴动’？”他辩解：“我被折磨，实属无奈。”卷帙翻过，毛泽民等人提审记录赫然在目，真正的铁证不言自明。法庭给出了判决——无期徒刑。“念其早年参加革命，后在特殊情况下脱党投敌，但影响极其恶劣，罪责难赦。”宣判书里，这句话被反复推敲，寄望后世读懂组织的尺度。
坐牢期间，他偶尔写信求见早年同窗，信件都被原封不动退回；也有人探监，他只请求一本纸和笔，要给昔日牺牲的同志们补写一段“失落的红军史”。1976年5月，狱卒凌晨点名时发现他已无声息地靠在墙角，旁边摊着一页尚未完稿的稿纸。病历写着“多脏器衰竭”，盖章后归档。
徐梦秋的轨迹，让人明白一个冷峻事实：在革命大潮里，资历与功劳可以被铭记，却无法抵消背叛的伤痕。曾经的枪林弹雨中，他用残腿撑走完了长征，却在灯红酒绿的重庆厅堂里迷失立场；曾经夜以继日整理战史的笔，在迪化狱中写下害人供词。叛变的那一刻，个人与集体的纽带已被亲手割断，再想拾回，时光也不会给他第二次长征的机会。
南京城在清剿之后秩序渐稳，周兴主持的公安局把上万份特务注册表封存入档；刘伯承率二野继续南进，未再回头。至于那位在党史资料里留下深刻印记、又在军统档案中占满页码的徐梦秋，最终停步在监狱的铁门前。历史有时残酷，却从不含糊。叛与忠，两行泪痕，一念之间，后果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