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到南京无线电厂视察，错把带“毛”字工件当作特殊礼物接受
1955年秋末，全国工业产品展在北京闭幕。展台上林立的进口机床与寥寥可数的国产设备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幕让中央领导产生了忧思：没有自主制造，谈何建国大业。也正是在那次简短的汇报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几家关键工厂亲自看看，“技术这口饭，非得自己会做”。一句话，埋下了次年初南京之行的伏笔。
彼时的江苏，正从“江南重镇”向“新兴工业区”转身。南京无线电厂虽建厂不过数年，却肩负全国收音机、通信设备国产化的重任。这里的生产线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一边是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一边是原材料紧缺、技术封锁的双重压力。工人们在灯火下打磨零件，写下自己姓氏做标记，既是质量追踪，也是对成品负责的宣示。
1月11日清晨，薄雾尚未散尽。毛泽东的专列由上海驶抵南京东郊，他没有急着进城，而是先让警卫换乘吉普车，驶向郊外的红光、十月两座农业社。合作化运动刚刚突破关键节点，社员们推着独轮车送粪、挑着蒸汽机改造后的抽水泵，田间响着吆喝声。毛泽东蹲下身，抓一把湿润的黑土，掰开麦苗看根系，对身旁的生产队长说：“墒情不错，不愁过冬。”队长搓着手笑答：“春耕有底气，咱就敢多种粮。”
结束短暂的田间调研，车队拐入城南工业区。10点左右，大门外的站岗警卫敬礼，南京无线电厂的厂长槐亚东迎了上来，工人们从车间窗口探出头，目光炯炯。毛泽东没走正门，而是顺着铣床阵列直接进了机修一车间。机床轰鸣声里，他径直来到一台精密镗床前。操作者吴展兴正调整刀具，汗珠顺着镜片滚落。
“这台机器是哪国货？”毛泽东用湖南口音问。吴展兴下意识答道：“苏联的，国产样机正在试做。”这段对话不过十来个字，却像一把冷水——自主制造的缺口历历在目。为了印证技术实力，厂里随后推出的“南华一号”收音机被抬到台面。毛泽东拿起听筒，转动旋钮，上海电台的戏曲声清晰传来。总工程师李奉贤有些紧张，他指着线路板解释：“九成零件是自己造的，真空管还得进口，但我们正在攻关。”毛泽东点头，“攻下去，迟早全自己造。”
车间里灯泡微黄，照得工件反光。忽然，一只包装纸写着“毛”字的铝壳放在传送带旁。毛泽东瞟见，笑着抬手：“这是给我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俯身去拿。旁边十九岁的装配小伙忙摆手：“主席，这可不是礼物！”原来那“毛”是工号标记，表示此件由姓毛的师傅负责。工人解说时难掩紧张，声音发颤：“写字是为了质量追溯，谁的名字谁负责。”毛泽东哈哈一笑：“好，责任写在脸上，干活就不敢糊弄。”
这一笑，缓和了原本拘谨的气氛。车间里的钳工、女车工乃至仓库管理员纷纷围拢。李琦推着小车路过，手里拿着刚车好的机轴。毛泽东接过来看了看光洁的切面，轻轻放回，“挺好，姑娘有手艺。”她羞红了脸，低声说：“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收音机做好让老百姓用上。”短短一句，却把那年头无数青年投入工业战线的热忱烘托得分外生动。
值得一提的是，“责任工”制度并非南京独创。当时全国不少军工、电子、机床企业，都在探索把个人名字写进零部件包装或流水卡片上。目的很实在：质量不过关，追溯到人；做得好，也便于立功授奖。制度虽朴素，却契合“人人是主人人担责”的工业管理理念。不少资料显示，这套办法后来扩展成更系统的质量考评体系，为中国工业走向标准化积累了基层经验。
车间的最后一站是成品检测室。抽检的收音机被随机拆机，铜线绕组排列工整，焊点闪着银光。毛泽东把耳机递给陪同的江宁县委干部，“听听，你们家乡的歌声从自己造的机器里唱出来，感觉怎样？”那干部愣了两秒，戴上耳机，眉头舒展开来。工人们抑制不住笑声，这种平等交流的场景在后来成了厂里讲不完的故事。
中午时分，车队驶离厂区。没有排场，没有横幅，只留下车间上空的嗡鸣与职工们的热议。“主席刚才真的去帮我抬工件了！”年轻小伙仍在回味。老工人拍拍他肩膀：“记住这一天，可别让咱厂的东西掉链子。”当天傍晚，厂党委决定，此后每年1月11日评选先进，把责任与荣誉写进同一张奖状。
往后几年，南京无线电厂的产品线从收音机扩展到雷达元件、电子管，部分型号远销海外。技术资料显示，1960年代初期，厂内自制机床比例已过半，正是那次视察后加速引进、改造的结果。历史文件里没有更多风云激荡的词句，只有密密麻麻的工艺参数、设备改进手册，以及职工提意见的小字条。它们记录着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的跋涉，也映照出当年领导人脚步丈量过的车间地坪。
细看那枚写着“毛”字的旧工件，如今已被陈列在厂史馆，旁边是一张发黄的照片：毛泽东弯腰低头，像普通师傅一样打量它的纹路。参观者常问，这到底算不算礼物？讲解员总是回答：“它是礼物，但送的人不是我们，收的人也不是他个人，而是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