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经济体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时，社会保障的问题就会突出出来，而且变得尖锐。
人大经济研究所的毛振华意识到了这种尖锐，将问题推到了风口：“体制内退休金太高，已成严重问题”。他举例说，农村小学教师退休8000元，而企业退休人员3000元，其实小学教师退休8000元是不是很高，要看和谁比，不如直说企业低了，另一个问题是倍差，小学教师并不是一个好的例子。
北欧国家体制内与体制外没有太大差别，哪怕一分社保也没交的农民，与内阁大臣的倍差也在1.7倍以内。
所以，毛所长谈的是数据，不是根本。
问题不在体制内是不是高了，而在于财政主导的再分配，在基础养老部分要考虑平权主义，平抑市场竞争性分配中严重的阶层分化。或者，又如何奔向共同富裕？
什么是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
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对中国的影响几乎为零，我们很认真地接受了德国剥削论的“文化入侵”，却忘记了同样来自德国的“市民社会”。
当然，平权主义不等于不平均分配。
首先，它不能跨界，是在二次分配（即再分配）界线内的平权，不影响你在市场竞争中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也不构成对社保体系的破坏。平权主义主要是提供了社会一致性的基础养老部分，是集体生存权的基本保障，是弱者的宣言。
瑞典只要是公民，单身享有约8000元养老金，这是零支柱，跟你是农民，还是处长，是工人，还是外卖小哥没关系 。在这之上，再去掰扯什么交了多少社保，做了什么贡献。基础养老完全财政支持，不需要个人缴费，面向低收入或无收入记录的老年人。
这是最低了，但不会有十倍，甚至更高的倍差。
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GDP排名70位上下，没有北欧高福利的条件，无法复刻，也没必要去复刻，但这不是巨大倍差的理由，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在多少，在公平，而分配上真正的公平，来自卢梭的契约社会，永远不会来自身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