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一位开国元帅在会议上违心地做了检讨。不是打了败仗，不是犯了路线错误，而是被扣上了一顶"搞地方主义"的帽子。
更离谱的是，这顶帽子的"证据"竟然是——身为广东人，在广东工作时用了太多广东干部。这位元帅就是叶剑英。
1952年四五月间，薄一波受中央派遣到广州了解三反五反运动情况。刚到广州就发现不对劲——整个广东党内对"反地方主义"反映极大，本地干部和南下干部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有人公开说叶剑英就是地方主义的"后台"，冯白驹、古大存等一批本地干部领袖也被牵扯进来。薄一波找叶剑英谈这件事，叶剑英不愿多讲，薄一波感觉其中似有难言之处。
这个悬念先放一放，往回倒三年，说说事情的起因。
1949年10月，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攻占广州。紧接着叶剑英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百废待兴，广东的头等大事是土地改革。
广东的情况和北方很不一样。这里华侨多、工商业发达、宗族关系复杂，照搬北方那套暴风骤雨的做法不一定行得通。叶剑英提出了"结合广东实际、稳步推进"的思路，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个县搞试点，摸清情况再全面铺开。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担任省土改委员会主任，也坚持这个稳妥路线。
中南局不认可这个做法。以林彪为第一书记的中南局，认为广东土改太慢、太右，是"和平土改"。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多次在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公开点名批评广东。从中央到地方，一种声音越来越强烈——广东在拖后腿。
全国土改的大盘子里，广东确实是进度最慢的省份之一。毛主席用了一个比喻：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都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上面着急，下面也急。
1951年，中南局开始动"手术"。先把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负责土改相关工作。同年底，又把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到华南分局当第四书记，直接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
陶铸来了之后，整个节奏全变了。36次大规模"土改整队"和"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了6515名干部。广东党组织被定性为"严重不纯"，中南局正式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各级党委第一把手原则上都要换成南下干部，大批本地干部被调离原岗位。
矛盾迅速激化。本地干部觉得南下干部不了解广东情况，硬套北方经验一刀切。南下干部觉得本地干部护着老关系不肯放手。两拨人从工作路线吵到组织问题，从组织问题升级成政治定性——"地方主义"这三个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正式搬上台面的。
方方作为广东本地干部的老领导，一直不同意"广东干部队伍不纯"的估计，挺身保护广东干部。陶铸直接点名，说叶剑英就是地方主义的"后台"。有人还搞出了一套"五同"理论——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说本地干部搞这些小圈子排斥外地干部。
一场工作分歧，就这样一步步演变成了政治风暴。
回到开头薄一波在广州的那一幕。广州调查期间，薄一波把能了解的情况都了解了，心里有了底。叶剑英临别时只说了一句话——希望中央派人调查，把事实弄清楚。
回到北京，薄一波原原本本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毛主席问：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薄一波没有绕弯子。大意是这样说的：叶剑英去广东后，对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的使用是公正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说叶剑英带头搞地方主义缺乏根据。
薄一波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叶剑英当初离开北京去广东时，就跟毛主席说过，带去的干部太少了，肯定安排不过来。叶剑英用了一个比喻——像南方的"水尾田"，水流到那里就没有了。毛主席当时回答说："水尾田"是"水尾田"，那里有一股清泉嘛，地方干部不就是源源而出的"泉水"吗？
薄一波据此分析：南下干部不够用，当然要使用本地干部。不能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用了广东干部，就扣一顶地方主义的帽子。据薄一波了解，叶剑英本人是坚决反对那个"五同"说法的。
这番汇报，分量很重。薄一波当时的身份是协助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不是广东的人，也不是叶剑英的下属。中央派去调查回来说的话，毛主席当然要仔细听。
1952年6月12日，事情正式摊到了最高层面。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全都到场。毛主席开场就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
会上对广东工作中存在的"地方主义"问题做了批评。方方承受了最直接的压力——被指出犯了"土改右倾"和"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两条错误，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
关键在毛主席对叶剑英的定调。毛主席明确说了：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
这句话，等于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后台"那顶帽子给摘了。尽管如此，叶剑英回到广州后还是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未能及时发现"的领导责任。了解叶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胸怀豁达、严于律己的人。
会后华南分局进行了改组。叶剑英仍任第一书记，可实际上管的事越来越少，陶铸开始全面主导广东工作。1952年8月，叶剑英去北京治疗休养。1953年5月正式调离广东，从此不再直接管广东的工作。
陶铸接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在叶剑英离开后继续推进，而且越搞越大。大批本地干部受到了处分和牵连。
有一个数字值得注意：第一次反地方主义处理了6500多名干部。这个数字在几年后还会再翻好几倍。
叶剑英走后，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并没有停下来。1957年6月到1962年10月，由陶铸主持开展了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这一次的力度比第一次大得多。
1957年12月，广东省委做出正式决议。冯白驹被撤销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古大存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第二年又进一步撤销了古大存的省委常委和副省长职务。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受到批判的省委委员有17人，77位省直厅局级和地市级本地干部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遭到撤职或降级。广州、海南等地还定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两次反地方主义加在一起，广东受影响的干部数以万计。许多人的政治生涯就此中断，有的一辈子都没能翻身。
转折出现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在习仲勋、杨尚昆等人的推动下，广东"地方主义"案终于进入了复查程序。
1979年，广东省委对此问题完成了复查，向中央写了报告。同年10月，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委的分析意见，正式对此事进行纠正。
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撤销1957年12月广东省委《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原处分的决定，恢复名誉。
至此，广东"地方主义"案彻底平反。从1952年到1994年，整整42年。
薄一波晚年回顾这段历史，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时批评广东一些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存在着把问题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又对相关同志进行批判、斗争和处分，更是不正确的。
1984年叶剑英病重期间，薄一波前去探望。两位老战友相见，感慨万千。薄一波后来说叶剑英为人"浑厚中透着侠义气"，大家对叶帅也是"亲爱中带着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