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电力年鉴》、国家电网公开数据、《中越经贸合作白皮书》、国际能源署公开统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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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底，一张卫星夜景图在网上疯传。
画面上，中国东南方向的越南灯火连片，胡志明市和河内亮得耀眼。
再看东北方向的朝鲜，除了平壤中心一小团微弱光芒，整个国家几乎沉在黑暗里，跟旁边亮如白昼的韩国形成了刺目的反差。
这张图一出来，争论就没停过——中国每年向越南输送大量电力，越南夜空都被照亮了，可隔壁的朝鲜却始终笼罩在黑暗中。
两个邻国，两种待遇，背后的原因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得多。
【一】一桩生意的起点
2004年6月，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和越南电力集团在河内正式签署了第一份跨境电力贸易协议。
这份协议的签署地点选在河内市中心的一栋政府办公楼里，两国电力部门的负责人在一张长桌两侧落座，合同文本厚达数十页，涵盖了供电量、电价、结算方式、线路维护等一系列细则。
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前，中越之间其实已经有了小规模的电力往来。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云南省的河口县和越南老街省之间就架设了一条110千伏的跨境输电线路，主要给越南北部几个边境县城供电。
那时候的供电量很小，一年下来也就几千万千瓦时，连越南北部一个中等工业园区的用电需求都满足不了。
但就是这条不起眼的线路，打开了中越电力贸易的大门。
2004年的协议把这扇门彻底推开了。
协议规定，中国通过云南和广西两条通道向越南北部地区供电，初期年供电量约20亿千瓦时，后续根据越南的需求逐步增加。
电价按照双方协商的价格执行，越南以美元结算，按月支付。
这不是援助，不是赠送，是一笔标准的国际贸易。
越南掏钱，中国卖电，双方各取所需。
那越南为什么要从中国买电？
答案藏在越南经济发展的时间线里。
1986年，越南启动了“革新开放”政策，开始全面推进市场经济改革。
从那以后，越南的GDP增速连年保持在6%以上，有些年份甚至突破8%。
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北部和南部沿海城市冒出来，外资企业排着队进场。
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电力需求的缺口就越大。
1995年，越南全国年用电量大约为140亿千瓦时。
到2005年，这个数字翻了将近三倍，突破了400亿千瓦时。
到2015年，又翻了三倍多，达到1400亿千瓦时。
到2023年，越南全国年用电量已经逼近2700亿千瓦时。
短短二十八年，用电量翻了将近二十倍。
这个增速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惊人。
越南自己当然也在拼命建电站——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能上的项目全在上。
越南北部的和平水电站、山罗水电站，南部的富美火电站、永新火电站，一座接一座地投入运营。
可建电站需要时间。
一座大型水电站从规划到建成，至少要五到八年。
一座火电站快一些，也要三到五年。
电力需求增长的速度远远跑在电站建设的前面，中间的缺口只能靠外部采购来填。
环顾四周，越南能买到电的邻国就两个——中国和老挝。
老挝虽然水电资源丰富，但本身电网容量有限，能卖给越南的电并不算多。
中国就不一样了。
云南省境内的澜沧江干流上，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建有小湾、漫湾、大朝山、糯扎渡、景洪等十多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2500万千瓦。
再加上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向家坝、白鹤滩等巨型电站，云南的水电装机总量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一。
这些电站发出来的电，云南本省的工业规模消化不完，需要外送。
一部分通过“西电东送”通道送往广东、广西等沿海省份，另一部分就近卖给了越南。
对中国来说，把云南富余的电卖给越南，距离近、输送损耗小、收入稳定，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对越南来说，从中国买电的价格比自己用柴油发电机的成本低了将近一半——越南自发电成本大约折合人民币七八毛一度，从中国购电只要四五毛左右。
两边一拍即合，合同越签越大，线路越架越多。
到2010年，中越跨境输电线路已经从最初的一两条扩展到十几条，覆盖了云南河口至越南老街、广西凭祥至越南谅山等多个通道。
输电电压等级也从110千伏逐步升级到220千伏。
年输电量从最初的不到10亿千瓦时，一路攀升到2015年的约35亿千瓦时，再到2023年的超过50亿千瓦时。
50亿千瓦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大致相当于一个两三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全年的用电量。
放在越南全国2700亿千瓦时的总用电量里，中国输入的电力占比不到2%。
比例不高，但关键在于它填补的是越南北部工业区最紧缺的那部分电力缺口。
三星电子在越南北宁省和太原省设有多座大型工厂，总投资超过180亿美元，这些工厂每天的用电量极为可观。
富士康在北江省的工厂群，也是用电大户。
日本的佳能、松下，韩国的LG、乐天，这些跨国企业选择在越南北部建厂时，电力供应的稳定性是他们做决策的关键指标之一。
中国输入的电力，恰好补上了这个地区最紧要的供电短板。
从这个角度看，中越电力贸易不仅仅是一桩简单的买卖。
它实际上撑起了越南北部工业区的生产基础，而这些工业区又撑起了越南出口型经济的半壁江山。
中国不是在“帮”越南，中国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顺带帮越南解决了一个它自己短期内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笔生意做得下去，根本原因在于越南有钱付。
越南2023年的出口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充裕，每年拿出十几亿元人民币来支付电费，毫无压力。
这就是中越电力贸易的全部真相——一个有电可卖，一个有钱可付，价格合理，各取所需，跟感情无关，跟偏心无关。
【二】鸭绿江对岸的另一个世界
把目光转向东北方向，情况截然不同。
根据韩国统计厅和国际能源署综合估算，朝鲜全国的年发电量大约在230亿到260亿千瓦时之间，具体数字因年份和估算方法不同略有出入。
取一个中间值，大约250亿千瓦时。
做一个直观的对比——北京市2023年的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200亿千瓦时。
一个拥有约2600万人口的国家，全年的发电量不到一座中国城市的四分之一。
这个数据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朝鲜的电力基础设施有一段很长的历史。
朝鲜半岛在日本殖民时期，北部地区因为山地多、河流落差大，被日本作为水电开发的重点区域。
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分裂。
北部继承了日据时期建设的大量水电设施，包括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这座电站1944年建成时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之一，总装机容量约70万千瓦。
水丰水电站位于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上，大坝横跨两国，发出的电力按照双方协议分配。
中方分得的电力主要供应辽宁丹东地区，朝方分得的电力则接入朝鲜北部电网。
这座电站至今仍在运行，但由于设备老化和维护不足，实际发电量已经远低于设计能力。
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年），美军对朝鲜北部的工业设施和电力系统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水丰水电站虽然因为位于中朝边境、美军顾忌引发与中国的直接冲突而没有被彻底摧毁，但朝鲜境内的许多中小型电站和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
战后，在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下，朝鲜重建了一批电力设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朝鲜电力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苏联向朝鲜提供了大量发电设备和技术支持，帮助朝鲜在北部山区修建了一系列中小型水电站。
同时，朝鲜利用本国丰富的煤炭资源，建设了若干座火力发电站，其中包括平壤火力发电站和清川江火力发电站。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朝鲜的人均发电量一度超过韩国。
那时候朝鲜的电力系统虽然谈不上先进，但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城市和工业区的供电还算稳定。
转折点出现在1991年。
苏联解体，朝鲜一夜之间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援助来源和贸易伙伴。
此前苏联每年以优惠价格向朝鲜提供的石油、机械设备、工业原料大幅减少甚至中断。
对朝鲜电力系统的打击是致命的。
火电站需要燃煤，可朝鲜的煤矿开采设备大量依赖苏联进口的零部件，苏联一垮，零部件断供，很多煤矿的产量大幅下滑。
煤炭供应不足直接导致火电站无法满负荷运行。
水电站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水电设备已经使用了二三十年，零部件磨损严重，需要更换和维修，可维修设备和技术同样依赖苏联供应。
苏联没了，这些水电站只能带着毛病硬撑。
电网系统的衰败更加触目。
朝鲜的输电线路大量使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制设备，铝导线、铁塔、变压器全面老化。
线路损耗率极高——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朝鲜电网的输配电损耗率可能达到30%以上，而中国电网的这一数字大约是6%。
也就是说，朝鲜发出来的电，将近三分之一还没送到用户手里就在路上损失掉了。
电站发电能力在萎缩，电网传输效率在下降，而朝鲜的经济又陷入了严重困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朝鲜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工业生产大面积停滞。
电力系统在这一时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很多工厂因为缺电停产，而工厂停产又导致煤矿缺少设备，煤矿减产进一步加剧了火电站的燃料危机。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缺电导致缺煤，缺煤导致更缺电。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朝鲜试图通过自建中小型水电站来缓解电力困局。
2000年代到2010年代，朝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水电站建设运动。
从大型的熙川水电站到遍布山区的小型水电站，朝鲜动员了大量劳动力投入建设。
熙川水电站位于慈江道熙川郡，利用大同江上游的水力资源发电，设计装机容量约30万千瓦。
这座电站从2009年开始建设，工程动用了大批军队和民众参与施工，2012年部分机组投入运行。
但受限于技术和设备条件，实际发电量远低于设计值。
除了熙川之外，朝鲜还在各地修建了数百座中小型水电站，有的装机容量只有几百千瓦甚至几十千瓦，主要供应当地村庄和小型工厂。
这些小水电站建设成本低、技术门槛不高，但发电量极为有限，而且严重受季节影响——冬天河水结冰，枯水期水量不足，发电量波动极大。
总体来看，朝鲜的电力困局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设备老化、燃料短缺、电网落后、技术封锁、资金匮乏，这些因素像一条条锁链，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几乎无解的死结。
在中朝边境的丹东市，站在鸭绿江边向对岸望去，白天能看到新义州市的楼房和街道。
到了晚上，丹东这边霓虹闪烁、车流不息，对岸的新义州却几乎看不到几盏灯。
新义州还算是朝鲜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电力供应已经优于朝鲜其他地区。
再往朝鲜内陆走，夜晚的黑暗程度只会更深。
丹东和新义州之间确实存在小规模的电力往来。
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本身就是中朝共管，发出的电力按比例分配给两岸。
另外，丹东对岸的一些中朝合资企业和边境贸易区也有从中国侧接入的小规模供电，但这些都是按商业模式运作——朝方用电朝方付费，有时以矿产品或其他实物抵扣。
这个量极其有限，跟中越之间每年几十亿千瓦时的大规模输电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三】两条岔路
站在2024年回头看，越南和朝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越南的“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在河内召开，正式提出全面经济改革方针。
这次会议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路线——允许私营经济发展，鼓励外商投资，逐步放开价格管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改革的效果在电力领域体现得非常直接。
1995年，越南颁布了新的电力法，允许外国资本参与越南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政策打开了闸门——日本、韩国、中国的电力企业先后进入越南市场，参与水电站、火电站、风电场的投资和建设。
2006年，越南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合作的大门。
2018年，越南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2020年，越南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EVFTA）正式生效。
这一系列动作让越南深度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外资持续涌入，出口额连年攀升。
2023年，越南出口总额超过3550亿美元，外汇储备充裕，财政状况稳健。
电力领域同样如此。
越南在过去二十年里大规模扩建了发电能力——北部的山罗水电站（装机240万千瓦，2012年全部投产）、南部的永新火电站群、中部沿海的风电项目群，加上从中国和老挝进口的电力，基本支撑起了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
虽然每到夏季高峰期越南南部仍然偶有限电，但总体上越南的电力供应体系已经能够支撑其经济运转。
越南的电力市场改革也在持续推进。
2012年，越南启动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第一阶段——发电侧竞价上网。
2019年进入第二阶段——批发电力市场试运行。
越南政府的目标是最终建立一个完全竞争的电力市场，让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各环节分离运营。
这种市场化的路径让越南的电力行业保持了活力和效率，外资电力企业愿意进来投钱，因为它们看得到回报。
朝鲜这边，情况几乎是一面镜子的反面。
朝鲜至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电力行业完全由国家控制——电站建设由国家规划，电价由国家制定，电力分配由国家统一调度。
在这种体制下，电力行业缺乏市场竞争机制，也缺乏来自外部的资金和技术输入。
不是说计划经济本身就一定搞不好电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朝鲜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电力体系曾经运转良好。
问题在于，苏联解体后外部援助断裂，而朝鲜自身的经济规模和技术能力又不足以独立维持和更新这套老旧的系统。
再加上后面即将讲到的一系列国际因素的叠加，朝鲜电力系统的困局变得越来越难以破解。
这两条路径的差异，最终反映在了那张卫星夜景图上。
一边灯火通明，一边沉入黑暗。
不是因为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更勤劳或更聪明，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对外交往模式，在三十年的时间跨度里累积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电力贸易，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自然生长出来的——越南有需求、有支付能力、有对接国际市场的制度框架，中国有富余的电力、成熟的输电技术和稳定的供货能力。
两边的条件匹配了，生意就做起来了。
而中国和朝鲜之间，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具备。
【四】被忽略的关键变量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笔经济账的时候，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关键因素浮出了水面。
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甚至不是两国关系远近的问题。
这个因素一旦摆到台面上，中国在这件事上的全部选择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它牵涉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轮决议，牵涉到大国之间长达十几年的暗中角力，更牵涉到朝鲜自身一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至今未曾动摇的核心国策。
正是这个国策，让朝鲜宁可让两千多万人在黑暗中生活，也绝不愿意接受那根从鸭绿江对岸伸过来的电线。
而当你真正读懂这个国策背后的逻辑，再回头看那张卫星夜景图上那片触目惊心的黑暗时，你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亮不亮的，从来都不是邻居愿不愿意拉闸送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