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一场决定西北战局的会议正在陕西小河村召开。当毛泽东宣布由彭德怀统一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贺龙专任后方统筹时，在场的不少将领都暗自吃惊。
贺老总已经带兵征战二十余年，此时正值军事生涯的盛年。这位以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的沙场老将，会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主动将自己一手带出来的主力部队悉数交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早在全面抗战时期，这种角色的分流便已埋下伏笔。
1937年贺龙出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率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取得雁门关伏击战、齐会战斗等胜利，打出了一二〇师的威名。
在齐会战斗中贺龙不顾日军施放毒气容易中毒的危险，仍然坚持靠前指挥。此战战后，《新中华报》专门发文称其为“抗日最前线的先进的民族英雄”。
然而一场战斗的胜利队伍整个大局来说还是有些杯水车薪了，陕甘宁边区这边面临的封锁与军事压力日益加重，
于是，延安在1940年下令贺龙率主力回师晋西北，承担起保卫黄河防线、拱卫中央安全的重任。
在此后数年间，贺龙的主要精力逐渐从机动作战转向根据地经营。
晋绥边区地瘠民贫，又长期处在日伪与国民党军的夹击之中，既要支撑前线作战，又要保障陕甘宁的物资补给，担子并不比一线轻松。
贺龙一边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一边抽调兵力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逐步将晋绥打造成稳固的战略后方。
到抗战胜利时，晋绥根据地已经成为连接华北与西北的关键枢纽，而贺龙本人也成了这块土地上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多年的根据地建设经验，让他在筹粮、筹款、动员兵员方面积累了旁人难以替代的优势。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
解放战争爆发初期，贺龙也曾短暂重返一线指挥岗位。
1945年10月，贺老总与聂帅联手发起绥远战役，一举收复丰镇、集宁等六座县城，歼敌一万两千余人，打通了晋绥与晋察冀两大解放区的联系。
在战役发起前，贺龙主动致电上机，建议由兵力更多的聂帅统一指挥，这一建议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大局观念。
1946年7月，贺老总又指挥晋北野战军发起晋北战役，连克朔县、宁武、繁峙等八座城池，歼灭阎锡山部八千六百余人，战果同样扎实。
然而说实话，贺老总打这些二流军队还行，但是真要碰上一线名将就有些力有不逮了，比如傅作义。
1946年的大同集宁战役中，贺龙派出张宗逊率晋绥部队配合作战，这一次他们碰到的是傅作义这样在国民党军政体系中数一数二的人，集宁战役最终因对敌情判断不足、攻城打援协调失当未能达成战略目标，部队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
集宁战役的这场失利让上级重新审视华北与西北的兵力布局，也让贺龙开始思考更适合自己的战场定位。
贺老总没有太过纠结，他很清楚自己好后勤优于指挥前线，所以他后来才会逐渐改变选择。
1947年3月，胡宗南调集二十三万大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延安形势危急。
此时贺龙远在晋绥，一时无法赶回陕北指挥，彭德怀主动向毛泽东请缨临危受命，中央随即决定组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出任司令员兼政委。
这一命令传到晋绥时，贺龙没有半句怨言，当即表示完全拥护上级决定，“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
于是在小河会议后，彭与贺二人之间的分工进一步明确：彭德怀主抓前线作战，贺龙统管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的后方工作，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陕北地区土地贫瘠，又遭战火破坏，八万部队和中央机关的吃穿用度全靠晋绥输送。贺老总把两区银行、贸易公司合并，在各地建立兵站，组织民工担架队，亲自筹粮筹款，真正做到了野战军打到哪里，物资就跟到哪里。
仅仅是在1947年下半年，贺龙就为前线筹措粮食近万石，强力支撑了西北野战军的战略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