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台湾，一家法院的法庭里空调开得很足，冷气吹得旁听席上的人都缩了缩脖子。秋天的台北已经有些凉意了，可法院里头还是开着冷风，大概是怕人多闷着。被告席上站着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剃得很短，像一层霜盖在头皮上。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领口磨出了毛边。腰板虽然弯了，可骨架子还在，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刮了很多年的老树，枝叶落了，根还在。
他太老了。老到脸上的皮肤像一张揉皱的牛皮纸，老到手指关节都变了形，老到站在那里，两条腿都在微微地打颤。可他还是站着，没坐。法官让座，他摇了摇头，就那么一直站着。
这是民事法庭，审的不是杀人放火的大事。事情说起来简单——他住的房子是公家的，改政策了，得交房租。他拖欠了一笔房租没交，房东把他告了，法院传他来应诉。就这么点儿事。
法官是个中年人，穿着黑色的法袍，翻着案卷，照程序问话。问他房租的事，问他为什么拖欠那笔钱。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来，在法庭里回荡，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淡。
老人没吭声。他垂着眼皮，盯着面前那块深色的地板，像要从上面看出一朵花来。法庭里安静了好一会儿，书记员停下笔，旁听的人伸长了脖子。他还是不说话，嘴唇抿成一条线，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
他叫薛岳，那一年97岁。
法官又问了一遍。老人慢慢抬起头来，眼神扫过法庭，浑浊的眼珠子里头忽然有了点光。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时间像凝固了一样。然后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不重，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
“我杀了十万日本人。”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法官愣住了，书记员的笔停在了半空中，旁听席上的人都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空调的嗡嗡声突然变得格外刺耳。
没人接话。没人知道该怎么接。
一、他是谁？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时代的战神
可能在场的人里头，没几个能把这个干瘪瘦小的老头儿，和半个多世纪前那个“天炉战神”联系到一块儿。时光太无情了，能把英雄变成连房租都交不起的老人，能把运筹帷幄的大将军变成被告席上的“老赖”。
薛岳，1896年出生在广东乐昌一个农民家庭。那个年代，鸦片战争过去五十多年了，中国被列强按在地上摩擦了一轮又一轮。《马关条约》刚签第二年，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整个国家都在亡国灭种的恐慌里头。他爹是个传统的读书人，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心里头装着家国天下。给他取名“仰岳”，因为仰慕岳飞——那个精忠报国、抗击金兵的大英雄。爹的心愿很简单，希望儿子长大了也能像岳武穆那样，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杀敌报国。
这孩子后来长大了，进了军校，打了仗，成了一代名将。他自己觉得，光是“仰慕”还不够，于是把“仰”字去了，直接叫“薛岳”——他要做那个精忠报国的人
12岁那年，他进了黄埔陆军小学。那时候的军校不像现在，吃的是糙米，睡的是硬板床，训练起来冬天一身汗夏天一身泥。可这小伙子从来不叫苦，因为他知道，练好了本事，将来才能上战场杀鬼子。后来他又考上了保定军校，那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军事学府之一，从那里出来的，后来很多都成了国共两党的名将。
毕业之后，他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那时候的孙中山，到处筹款、到处演讲，想靠革命把中国从泥潭里头拽出来。薛岳年轻，有冲劲，被选进了孙中山的警卫团，当营长。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岗位——保卫大元帅的安全，得靠得住、信得过。
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那一晚枪炮声响了一夜，孙中山撤离了，可宋庆龄还在里头。薛岳带着他的营，冒着枪林弹雨硬是冲了进去，把宋庆龄安全护送了出来。这事后来孙中山知道了，对他大为嘉许。那个年代，忠义二字是用命换的，不是用嘴说的
那时候没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