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去章丘当县委书记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毛主席正在菊香书屋里批阅文件。
秘书把山东那边报上来的材料念了一遍，说舒同被撤了省委书记的职务，自己要求下到章丘去搞救灾。
毛主席把笔搁下来，问了一句，他身体怎么样？
秘书说不太好，下去以后天天跑公社，痔疮犯了，血流不止。
毛主席眉头一下就皱起来了，说谁叫他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嘛。
然后立刻让人去章丘，把舒同接回济南休养。
舒同这个人，跟毛主席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1932年漳州战役刚打完，毛主席到前线去，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干部蹲在战壕边上写字。
那时候刚打完仗，到处都是焦土和弹壳，这个干部把膝盖当桌子，一笔一画写得非常认真。
毛主席走过去，看了他写的字，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舒同。
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早就看过你的文章，也见过你的字。
然后两个人沿着阵地往前走，走到一座被炮火削平了半截的山头上，毛主席弯下腰抓起一把焦土，摊开手掌，里面夹着几枚弹壳。
风吹过来，土从指缝里流走了，剩下弹壳闪闪发光。
毛主席看着那些弹壳说了一句——这就是战地黄花哟。
舒同当时就被这句话震住了。
他后来跟人说过，那一刻他就知道，眼前这个人能把仗打到底，能把国家翻个个儿。
舒同有个习惯，在马背上写字。
行军的时候别的指挥员都在抓紧时间打个盹，他骑在马上掏出一张纸，铺在马鞍上，一边走一边练字，想到什么还用右手在膝盖上比划。
时间长了，右膝盖那块布料磨得发白。
毛主席知道以后就管他叫“马背书法家”。
这个称呼后来在延安传开了，成了舒同最响亮的名片。
1936年红军到陕北旬邑县，想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萧芝葆出来当边区参议员。
萧芝葆架子很大，说共产党都是一群当兵的，没文化。
毛主席让舒同以中央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
舒同用了工工整整的楷书，把信写好送过去。
萧芝葆看完信，把信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说字写得漂亮，文笔也好，共产党有人才。
然后答应了出山。
舒同的字在延安名气很大，“抗日军政大学”的校牌和校训都是他题写的。
1939年延安农贸市场开业，大门口的对联是毛主席和舒同两个人合写的——一个雄浑遒劲，一个恣肆磅礴，两种风格挂在一起，居然非常协调。
1957年夏天，毛主席去北戴河游泳，回来以后得了重感冒，吃了好些西药都不见好。
舒同当时在山东，知道以后把当地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刘惠民推荐了过去。
刘惠民医术高明，但开药胆大，好些毒性强的药材别的医生不敢用，他敢。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太放心，舒同当场说了一句——刘大夫的药我吃过，我和我爱人都吃过，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夫妻俩负全责。
毛主席听了以后笑了，说舒同同志担了保，我不怕。
那副药吃了大概三天，感冒好了，连带着睡眠也踏实了。
毛主席对药方里一味叫酸枣仁的药很感兴趣，问舒同的爱人为什么要生熟各半捣碎了煎。
舒同的爱人说，生的提神，熟的安神，两样合在一起，药效就平衡了。
毛主席听了直点头，说你这水平，可以改行去当医生了。
1959年底，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夏基访华。
毛主席想让他见见舒同，舒同当时在临沂，接到通知连夜开车往济南赶。
他到了以后才发现屋里还有外国客人，毛主席指着他对夏基说——他叫舒同，师范毕业的，本来应该去当老师，我也是师范毕业的，但我们为了救国救民，投笔从戎搞革命去了。
现在他领导一个省，我领导一个国家，搞得还可以吧。
舒同确实师范毕业，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但他这辈子从没教过一天书。
他1920年代参加红军，从闽西一路打到陕北，又从陕北打到了山东。
解放后他本来要被调去北京当人民日报社长，是陈毅半路把他截下来留在山东当省委书记。
他在山东那几年，赶上了“大跃进”，那个年代的很多事情他不愿意细谈，但他后来跟身边人说过一句——我在山东犯了错误，我对不起山东的老百姓。
他被撤职以后没有辩解，自己要求下到章丘去。
他说我犯了错，就该到最苦的地方去弥补。
1962年一次大会散会以后，毛主席专门把舒同叫到身边，问他身体怎么样了，家里有什么困难。
舒同说都挺好。
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你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改了就好。
舒同当场没绷住，眼泪下来了。
1976年毛主席去世，舒同正在工厂蹲点，开追悼会的时候他哭得站不住，被几个工人扶着坐下。
他平时话不多，那天也没说什么，只是一直在哭。
舒同这辈子，字写得极好，官当得很大，但他最让人记住的，大概是他在山东犯过错误以后的那些事。
很多人倒了就消失了，他没有。
他去了章丘，去了工厂，去了农村，在自己的家里一辈子不许家人搞特殊化。
三年困难时期他家里和老百姓一样喝稀粥、吃糠饼，他的孩子上学从来不敢跟老师说父亲是谁。
他晚年写过一幅字，就四个字——实事求是。
字还是那个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