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贵州遵义。那年的冬天冷得特别邪乎，山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街上没什么人走动，家家户户门窗紧闭，都在屋里守着火盆子熬日子。可老城子尹路柏辉章公馆里头不一样，二楼那间小客厅里头的煤炉烧得通红，把屋子烤得暖烘烘的，可坐在里头的人，脸色比外头的天还冷。
一张长200厘米、宽100厘米、土漆板栗色的长方桌摆在屋子中央，二十来个人围坐了一圈，个个神情凝重，话里带着火星子。他们里头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德——还有朱德。他们正在开的这个会，后来史书上叫“遵义会议”，说它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可在当时，谁也不敢说这个会开完了会怎么样。三万红军刚在湘江丢了五万条命，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还在后头撵着，前面是乌江天险，往哪走、怎么走、谁来带着走，全得在这个屋子里头定下来。
会开了三天，吵了三天。白天吵，晚上也吵，煤炉里的炭添了一回又一回，烟灰缸里的烟头堆了满满一缸。轮到一个年近半百、一脸沧桑的军人发言时，气氛突然变了。他猛地站起身来，手往桌上一拍，那声音在屋子里头炸开，像打了一声闷雷，把所有人的目光都拽了过来。他指着博古和李德，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铁锤砸在铁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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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仗？”
“如果继续这样错误地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全场鸦雀无声。坐在对面的李德脸涨得通红，博古低着头不说话，两只手攥着钢笔，指节都发白了。毛泽东坐在一旁，微微点头。周恩来随即站起身来，支持了这个发言。
拍桌子的这个人，就是朱德。那年他48岁，红军总司令，所有人口中的“红军之父”。一生宽厚温和、极少发火的他，在那一刻拍了桌子、撂了重话。
一、会开成那样，是有原因的
遵义会议为什么吵成那样？得往前翻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