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升起了国旗，却没有挂出国徽。
这个空缺，不是忘了。
七月，征集启事已经登在报纸上，要求写得很明白：“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须庄严富丽。”短短一个多月，海内外送来一百一十二件稿件、九百幅图案。
可最后，能用的很少。
毛主席看过后，把话放缓了：“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
这一慢，就把梁思成、林徽因、张仃、周令钊这些人推到了同一张桌前。
林徽因手里的那一稿，后来常被人翻出来看。
不是天安门。
是玉璧。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图纸上，一个璧，或者说瑗，压在中心位置。上有国名、五星，下有齿轮、嘉禾，红绶从瑗孔里穿过，打成结。颜色也克制，金、玉、红三色。
纸面摊开，文气很重。
它不像一枚新政权刚刚亮出的徽章，倒像从汉镜、玉器、南北朝造像纹样里长出来的一件礼器。
这正是林徽因想要的。
她那时身体并不好，肺病缠身，可国徽这件事，她没有退。她和莫宗江先做方案，又请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一起讨论。十月二十三日，清华这份早期图案完成。
它的心思很深。
玉璧在古代是隆重礼器，象征统一与和平；五星来自国旗；齿轮代表工；嘉禾代表农；红绶成结，象征人民团结。
每一个东西都有来处。
但问题也在这里。
它太有来处了。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刚从战火里走出来。新政权需要一个人人看得懂、远远看得见、印在文件上不走样、挂在机关门口能镇得住的国家标志。
玉璧很雅。
可雅，不等于合适。
普通人望过去，未必知道那是璧，还是环，还是镜。嘉禾、红绶、汉镜样式，也需要解释。国徽不能站在旁边配一篇说明书，它必须一眼让人明白：这是新中国。
这就是林徽因这份方案最动人的地方，也是它最难通过的地方。
美得太含蓄。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徽设计重新推进。周总理直接关心这件事，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两组人分别设计。
中央美术学院张仃等人的方案，把天安门放了进去。
这个选择很直。
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地点，也是开国大典发生的地方。它从旧王朝的城楼，变成新中国诞生的现场。
这比玉璧更容易被看见。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国徽方案。意见仍然不齐，但天安门这个方向被肯定下来。
第二天，国徽组会议上，梁思成仍然担心国徽画成风景画、商标。他说，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
这句话很重。
林徽因也早就把这个问题摆在设计组面前。她拿国徽和商品商标作比较，提出国徽代表国家、包含政权，不能有“商业气”，要庄严、稳重、图案化、程式化，还要便于雕塑、制章、印刷。
她不是不懂功能。
恰恰相反，她太懂。
所以，当中央明确要求天安门入徽后，清华组没有继续守着玉璧不放。
六月十二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家中召集清华营建系教师开会。周总理的要求传达下来：国徽图案里要有天安门，还要增加稻穗。
桌上的方向变了。
林徽因的手没有停。
清华组的优势在建筑。天安门不能随便画，不能斜着热闹一下就算。营建系手里有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对天安门的测绘资料，比例、结构、正立面，都能落得住。
于是，天安门端端正正地坐进了国徽中轴线。
这一下，国徽的气质变了。
它不再是一幅景物画，也不再是一件古器物的现代转译。五星在上，天安门居中，齿轮、麦稻穗环抱，红绶穿结。红与金两色，庄重、醒目，也便于制作。
六月二十日晚，周总理主持最后一次讨论。方案确定后，清华组又连夜修改稻穗细部，重新绘制完整图样。
六月二十三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国徽图案。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很多人说，林徽因的玉璧方案落选了。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玉璧方案确实没有成为最终国徽。它太文雅，太古典，太需要辨认；放在博物馆里会让人停步，放在新中国门楣上，却少了那种立刻凝聚人心的直白力量。
可林徽因没有从国徽里消失。
她留下的是原则。
国徽不能像商标。
国徽不能像风景画。
国徽要有民族形式，也要适合雕塑、印刷、钢印、证章这些实际用途。
她留下的还有颜色、图案化思路、民族纹样的转化方式，以及清华组对天安门正立面处理的严谨尺度。
所以后来再看那张玉璧草图，感叹“真好看，也真不合适”，并不矛盾。
那是一个美学家的方案。
而最终国徽，是一个国家的选择。
一九五五年四月，林徽因去世。她没有活到很久以后，看见自己那份早期草图在展览和文章里一次次被重新讨论。
可国徽上的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稻穗，已经挂在共和国的门楣上。
玉璧没有留下来。
她的尺度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