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了一整天的婚宴终于落下了帷幕，当最后一位亲友微笑着向我们道别，并帮忙关上酒店套房的大门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快要散架了。领带被我扯松，随手扔在沙发上，我转身看向我的新婚妻子，千佳。
她正安静地坐在梳妆台前，一点一点地卸下头上繁复的发饰。即便是在那样疲惫的时刻，她的动作依然保持着一种近乎苛刻的轻柔和谨慎，仿佛生怕弄出一点不和谐的声响。
看着镜子里她温婉的侧脸，我的思绪不禁飘回了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们在上海初识的场景。
那时，我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千佳是公司从日本总部调来交流的景观设计师。初见她时，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黑西裤，安静地坐在角落的工位上，像一株毫不张扬的植物。她的中文说得磕磕巴巴，除了工作上的必要交流，几乎不怎么和同事搭话。
有天为了赶一个紧急的投标项目，整个部门都在加班。窗外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一道接一道的闪电仿佛要将天空撕裂。突然，随着“砰”的一声闷响，整栋办公楼陷入了彻底的黑暗。停电了。
办公室里顿时响起同事们的抱怨声和手机手电筒亮起的声音。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却突然听到隔壁工位传来一阵极其压抑的、仿佛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急促喘息声。
我借着手机微弱的光线走过去，震惊地发现千佳蜷缩在办公桌底下。她双手死死地抱住自己的头，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某种极度的恐惧之中。
“千佳？你没事吧？”我蹲下身，试图去拉她。
她却像触电一般猛地往后缩，嘴里不停地用日语喃喃自语着什么。我听不懂日语，但我能感受到她此刻正处于一种濒临崩溃的边缘。我没有再去碰她，而是索性也在桌子底下坐了下来，把手机手电筒的光打向一旁的墙壁。
我开始用手在光影里比划，做出一只小狗的形状，然后是一只飞鸟。我一边做，一边用温和、平稳的语调给她讲我小时候在乡下遇到停电时的趣事，也不管她能不能听懂。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雷声渐渐小了，千佳的颤抖也慢慢平息了下来。她从臂弯里抬起头，借着微弱的光，我看到她满脸都是泪水。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展露脆弱，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看似坚韧、刻板的日本女孩，心里藏着一座幽深的孤岛。
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会帮她校对中文邮件，她会在我熬夜画图时默默在我桌上放一杯温热的煎茶。她的细心和温柔像春雨一样，无声无息地浸润了我的生活。
当我们决定在一起时，阻力并非没有。我的父母都是传统的中国长辈，得知我要娶一个日本女孩，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沉默，随后便是长久的担忧。文化差异、历史隔阂、生活习惯，每一项在他们看来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千佳没有用任何激烈的言辞去证明什么，第一次去我家时，她偷偷买了一本厚厚的当地方言词典，用带着口音的中文努力逗我父母开心；她会在我母亲做饭时，默默站在旁边打下手，把土豆切得大小完全一致；甚至在我不小心打碎了我爸最心爱的一个茶杯，我爸正要发火时，她毫不犹豫地挡在我前面，深深地鞠了一躬，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
她的真诚和隐忍，最终融化了我父母心里的坚冰。我母亲曾在私下里叹着气对我说：“这闺女心眼实，就是看着让人心疼，你以后可得好好待人家。”
洗完澡后，我换上睡衣，靠在床头，盘算着第二天的一些琐事。过了一会儿浴室的水声停止了，片刻后，千佳走了出来。她没有穿她朋友们起哄时送的那些轻薄性感的睡衣，而是换上了一套质地柔软的纯棉长袖家居服。她的头发半干着，带着一股淡淡的洋甘菊洗发水的香气。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钻进被窝里窝在我的身旁，而是走到床头柜前，从她的随身行李中拿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旧木盒。木盒的边缘已经有些磨损，看起来颇有些年头了。
她双手捧着那个木盒，走到床边，却没有坐下，而是以一种非常郑重的姿势，半跪在床沿上。她的眼睛盯着地板，浓密的睫毛微微颤抖着，似乎在做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
“李想，”她叫我的全名，声音很轻，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音，“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现在我们结婚了，我想……向你提出一个请求。”
我直起身子，收起了随意的神态。在我的印象里，千佳是一个极度害怕给别人添麻烦的人，这是她骨子里的文化烙印。她极少向我提要求，甚至连我们去哪家餐厅吃饭，她都会先顾及我的口味。此刻她如此严肃，让我不禁也跟着紧张起来。
“怎么了，千佳？你尽管说。”我伸出手，试图去握她的手。
她轻轻避开了我的手，缓缓打开了那个旧木盒。我好奇地凑过去，原本以为里面会装满什么贵重的家族信物，或者是什么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法器，但是在看清盒子里面的东西后我直接傻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