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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28日，北京。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刚刚公布，整个中南海的气氛就微妙起来了。
有人喜，有人愁。
据后来流传出来的说法，康生因为得票严重不足，从政治局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当晚脸色十分难看，饭桌上一言不发。
那些对选举结果不满的同志，心里憋着气，伟人估计也想到了，说不定会有人登门来诉苦。
但伟人没想到的是，第一个来敲门的，偏偏是那个得票最风光的人——全票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
王稼祥进门，没有一句寒暄，开口就说，他愧对这次选举，自己犯过教条主义错误，这个职务分量太重，恳请党中央另择贤能。
这话让伟人哭笑不得。
别人是嫌选票少，这位老战友却是嫌选票多——多到他不好意思接受。
伟人随即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高层之间流传多年，被许多老同志视为对王稼祥一生最准确的评价。
这句话，是什么？
要真正读懂它，就得把时间往前拉很长很长——一直拉到皖南泾县的一个古村子，拉到一个少年提着油灯挑灯夜读的夜晚。
再一路走过苏联、上海、苏区、长征路、延安、东北……走过几十年的战火与岁月，走到1956年9月28日这个夜晚。
【一】皖南走出的留洋学生
皖南泾县有个千年古村叫厚岸，坐落于黄山之北，九华山之东，镶嵌在桃花潭、太平湖和查济的环抱之中。
就是这个历史文化厚重的山村，孕育了中共历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王稼祥。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一个小地主兼商人家庭。
家里有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父亲王承祖在南陵县弋江镇经营油坊、黄烟，家境较为殷实。
母亲查端，娘家为邻村查济，贤惠善良，勤俭持家，深受乡亲尊重，晚辈们均称她"端奶奶"。
母亲查端从来不只是个操持家务的寻常妇人。
从王稼祥三四岁开始，她就教他读书认字，讲杨家将、岳飞、戚继光及《三国》《水浒》等英雄人物故事。
她悉心培养其行孝道、讲规矩、尊重长辈、同情接济穷人等优良品行，5岁时，就要他坚持练习毛笔字。
正是这种从孩童起便种下的家国熏陶与正直底色，让王稼祥日后在关键时刻总能做出不随波逐流的选择。
1913年，七岁的王稼祥进入村中的柳溪小学读书。
1919年毕业后，他又读了一段时间私塾，夯实传统文化根基。
1922年，王稼祥进入圣公会开办的南陵县乐育学校读书，接触新式教育。
1924年，成绩优异的王稼祥直接升入芜湖的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就读。
芜湖是当时安徽进步思潮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
圣雅各学校附近有一家汪孟邹开设的"科学图书社"，是芜湖唯一经销进步书刊的书店，被誉为“新文化的媒婆”。
王稼祥常常来此购买《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
为了躲避校方的查禁，他将这些进步书刊藏在枕头套里，秘密研读，汲取革命新思想。
1925年，风云突变。
5月18日，圣雅各中学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
王稼祥作为学生代表与其他中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去省府安庆，经过多次陈述、交涉，迫使省教育厅解决500多名学生转出教会学校的问题。
同时，他与圣保罗中学同学组织了安徽反对教会教育联合会。
通过这次学潮，王稼祥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学潮取得了胜利，王稼祥却被学校开除了。
被学校开除，对很多人是一场劫难。王稼祥的反应却很冷静——他转身去了上海。
1925年9月，王稼祥进入上海大学中学部学习。
此时正值五卅惨案之后不久，上大学生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使王稼祥受到极大的教育。
不久，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生。同年10月28日，王稼祥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由于英语基础好，他和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编入英文班，直接听外语讲课。
在莫斯科，他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的是原典文献，交的是日后将在中国革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战友。
1928年2月，王稼祥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秋，考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五年的苏联生活，让他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也让他获得了一个在党内流传多年的称谓——"红色教授"。
1930年3月，王稼祥回国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编辑党报。
那时的上海，地下工作充满危险，特务的耳目无处不在。
王稼祥就在这种环境里，悄悄做着理论宣传的工作。但他的心，始终向往着更直接的革命斗争。
很快，一个机会来了。
1931年3月，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王稼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就是在这个苏区，他第一次见到了伟人。
这一面，改变了往后几十年的历史走向。
【二】苏区的转变，与那道孤独的声音
王稼祥抵达苏区的时候，带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背景，带着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理论体系，也带着那个年代留苏学生普遍具有的某种高度自信。
在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干部，是被赋予权威的。
然而，苏区的现实很快给了他一堂扎实的课。
在中央苏区，王稼祥看到凡是按照伟人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
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伟人。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身居高位的他，有更多机会近距离观察真实的战场与真实的决策——而他看到的越多，对那套从书本照搬进来的"左"倾路线就越发不满。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32年10月。
在宁都会议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支持者强行撤销伟人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排斥了他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王稼祥主张伟人继续留在前线指挥作战，在会上处于极少数地位。
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时刻。
当时整个会议室里，"左"倾路线的支持者占压倒性优势，王稼祥的发言，在多数人看来是对抗中央的。
但他说了，而且说得清清楚楚。
这一发言震惊了全场，连伟人都感到意外。
这标志着王稼祥开始拒绝盲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开始勇敢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然而，孤立无援的少数意见，在那次会议上没能改变结果。伟人被迫离开军事领导岗位。
时隔不久，代价就来了。
随着"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的影响越发严重，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纵容，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德国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遭到严重失败。
损失惨重，苏区已无法坚守。1934年10月，长征正式开始。
就在出发前，一场险情险些让王稼祥留在原地。
长征前夕，博古研究转移人员名单时，曾经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
伟人得知情况后，据理力争，认为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
博古这才同意王稼祥随军转移。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王稼祥为什么是重伤员。
1933年4月28日（一说为4月27日），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人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开会时，被国民革命军飞机轰炸，弹片打进腹部负重伤，后来其自述："我伤口大化脓，几乎死去。"弹片一直留在体内，留下了终身痛苦的后遗症。
一块弹片，就这样留进了他的身体，留了整整四十一年，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躺在担架上，伤口时刻疼痛，蛔虫从未愈合的伤口爬出来，这是王稼祥开始长征时真实的身体状况。
就这样，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
伤痛的折磨，比不上对红军前途的担忧，王稼祥反复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对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做法，他已是忍无可忍。
伟人后来回忆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担架颠簸，雨水从帆布缝隙渗进来，每一个山坡每一条土路都是折磨。
但王稼祥的脑子一刻没停——怎么改变眼前这个局面，怎么让红军找到一条真正走得通的路。
答案，在贵州黄平县一片橘树林里，慢慢成形了。
【三】担架上的谋划，与遵义会议的那一票
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进入贵州。行至黄平县境内时，队伍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短暂停歇。
在一片茂密的桔林时，张闻天和王稼祥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王稼祥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伟人出来，伟人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伟人。
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伟人出来指挥红军。
这一段"橘林密谈"，后来被党史研究者反复提及。两个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在橘树林里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顺着几条线传递出去，最终在遵义那座灰色楼房里引发了一场改变历史的会议。
伟人自己后来也讲过这段话的分量。
据伟人身边人员回忆，他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谈话中讲道："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三票对四票，就是那个年代党内决策的真实处境。
而王稼祥，是伟人那一侧三票里最早站过来的那一个。
王稼祥找到周恩来，婉转地提出到遵义开会，得到周的支持。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加上军委负责同志和各军团主要领导人，共二十余人。会场设在遵义新城。
张闻天的报告刚结束，伟人随即作了长篇发言。
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伟人发言之后，会场的气氛变得极为紧张。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马上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伟人同志的意见，又严肃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拒绝伟人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
王稼祥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伟人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伟人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解散"三人团"。
这就是后来伟人多次提到的"关键的一票"。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伟人亲口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遵义会议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最后作出四项重要决定：一是选举伟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三是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伟人、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军事行动。
王稼祥，从担架上投出了那一票，然后爬上担架，继续跟着队伍，翻雪山，过草地。
【四】从遵义到延安，从延安到1956年的那个夜晚
遵义会议之后，王稼祥的履历一路延伸——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担任军委副主席，1937年因伤势严重赴苏联治疗，1938年8月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在延安一边养伤，一边主持着大量的军事文件起草和理论建设工作。
1943年7月5日，是王稼祥人生中又一个无法绕开的日期。
距这一天数日前，伟人到王稼祥的住处，要他为纪念党成立22周年写一篇文章，王稼祥问有什么要求，伟人说："就从总结经验，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
此后一周时间，王稼祥不顾病体，夜以继日，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刊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王稼祥做了一件让历史记住他的事：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为中共七大肯定，在全党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这一年往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开始在党内扩散、深入，最终在1945年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而第一个在党内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王稼祥。
1945年七大，对王稼祥来说并不顺利。
在中共七大上，王稼祥得了二百零四票，不足半数，没有当选中央委员，因此失去进入政治局的资格。
伟人随即在大会上专门为他说话，细数他的历史贡献，力荐他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最终他以候补委员身份入选。
此后十年，王稼祥转战东北解放区，参与城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王稼祥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参与安排伟人访问苏联，参加了中苏会谈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951年1月，王稼祥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
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外交和对外联络工作，积劳积病，身体始终不好。
腹部那枚弹片从没消停过。
时间来到1956年9月。
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票——所有代表一致通过。
然而就在选举结果公布后不久，这位全票当选的同志，主动敲开了伟人的书房门，开口就要辞职。
他说，自己曾犯过教条主义错误，不堪此重任。
伟人笑着摆了摆手，说："你为什么不能当书记处的书记？早就该当了，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
王稼祥就是这个性子，他还是坚持要推辞，了解他性格的伟人也霸道了一回，说："你还有其他事情找我吗？没有的话，那就接受任务吧。"
"早就该当了"——这五个字，是伟人在当晚说出的话。
这五个字，重不在职务，而在于伟人对这个人几十年革命历程的一次完整确认。
然而，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次当选书记处书记，对王稼祥来说，既是一次迟到的肯定，也是他在此后六年里面临最大风暴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