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民国烟花之地的想象，大都停留在留声机里的吴侬软语、身段婀娜的海派旗袍，或者是才子佳人逢场作戏的浪漫传说。但对于真正身处在那个泥沼里的女人来说，那些都是大风刮过的高处风景。落在我们这些下等窑姐儿身上的，只有洗不净的劣质脂粉味、终年不见阳光的暗房，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皮肉之苦。
我叫苏青，十五岁那年因为家里遭了水灾，被我爹用十块大洋卖进了汉口的一家堂子。那不是什么高级书寓，只是个中下等的半掩门，接的客人多是些走南闯北的客商、大头兵，还有些做苦力的把头。
我自小就活得比旁人磋磨，儿时没有半点孩童的鲜活光景。七岁之前，我跟着爹娘挤在汉口江边的破草屋里，日日看着江水涨落，守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寒冬腊月没有棉衣裹身，只能蜷缩在破旧的稻草堆里取暖，手脚年年生满冻疮，溃烂流脓也只能硬扛。那时爹娘尚且顾念我，拼尽全力挣口粮，可乱世荒年，底层人本就命如草芥。
我十岁那年，娘染上痨病，无钱医治，日日咳得撕心裂肺，熬了半年便撒手人寰。没了娘的照拂，我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爹终日酗酒颓丧，家里家徒四壁，半点积蓄无存。我早早学会洗衣做饭、拾荒换粮，小小年纪就扛着生计的重担，尝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水灾冲毁了仅剩的破屋，也彻底冲垮了爹最后的良知，他看着无处安身的我，眼里只剩冰冷的算计。
年少的我不懂何为绝望，只知道被拖拽着走出家门时，望着漫天浑浊的江水，再也流不出眼泪。踏入堂子的那一刻，我年少所有的期盼、天真与念想，尽数被阴暗潮湿的浊气吞噬，从此世间再无江边盼活的小丫头，只剩泥沼里挣扎求生的苏青。
在那种地方讨生活，最先要学会的就是挨打。那些在外面受了气、赔了钱，或者在战场上吃过败仗的男人，常常把堂子当成发泄的出口。他们喝醉了酒，一言不合就会抡起巴掌，或者抽出皮带抽打。有时候是因为你倒酒的手抖了一下，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你笑得不够欢。
对于客人的打骂，我们这些姐妹其实是不怕的。老鸨定过规矩，只要不打脸，不伤了接客的根本，随客人怎么折腾。挨打的时候，我们懂得如何蜷缩起身子，护住要害。一顿毒打过后，老鸨会端来一盆混着跌打药酒的热水，拿毛巾往伤口上一敷，疼得人直吸凉气。
但只要熬过那几天，淤青褪去，肉还是那块肉，日子还能接着往下过。甚至有些客人在酒醒后觉得下手重了，还会多扔下两块银元算作补偿。
在乱世里，皮肉伤是能用钱来衡量和治愈的。只要命还在，总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真正在堂子里让我们这些女人感到骨髓发冷的，不是泛着冷光的皮带扣，也不是男人通红的眼睛，而是有些客人进房后，趁着我们不注意，偷偷咽下的一种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