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七十八岁那年要离婚。
那天傍晚，院里槐树刚抽了新芽，一个穿碎花旗袍的女人站在我家客厅里，手指搭在我爸胳膊上，吊着嗓子喊了一声“博文”。
我叫方博文，四十二岁，国企混了个中层，平时自认还算沉得住气，那一刻眼皮却跳得厉害，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蹦。
我妈从厨房门口探出半个身子，手里端着一盘炒青菜，油烟气往上飘。
她低头看了看盘子边缘沾着的一粒花椒，说：“要离就离吧，字我签。”语气平得像在说“酱油没了，明天记得买”，说完转身回了厨房，锅铲碰着铁锅发出一声脆响。
签字那天，我爸摔门走了。
我妈收拾了一个旧皮箱，把那只铁皮饼干盒压在衣服底下，锁好，拎着就出了门。
满院子的人都等着看她的笑话。
邻居王婶扒着窗户目送她走远，嘴里啧啧有声。
三个月后，我去城南老屋给她送降压药。
她正坐在藤椅上，膝盖上摊着那只铁皮饼干盒，里面露出几张泛黄的纸角。
见我来了，她不慌不忙地把盖子合上，拍了拍手，抬起头来。
窗外斜阳照在她脸上，皱纹像水纹一样漾开。
“儿子，别慌。”她说，“好戏还在后头呢。”
01
我爹叫方建国，八四年就当上了机械厂厂长。
那会儿厂里一千多号人，他站在大门口一挥手，比戏台上的大元帅还威风。
家里的事也是一样，他说一不二，盐放多放少都要按他口味来，我妈从来不吭声，顶多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撇撇嘴。
我妈叫杨惠英，退休前在子弟小学教语文，教了三十多年。
她个头不高，话不多，走路总是带着小碎步，像怕踩着蚂蚁似的。
两口子过了一辈子，我记忆里他们从没大吵过，当然也从没多热络过。
一个院子里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说，这俩人像温吞水配烈酒，也搭着过了。
方晓曼来的那个傍晚，我爹正在阳台上给他那盆老桩石榴浇水。
她进门喊的那声“建国哥”，尾音往上挑，像唱戏的吊嗓，我爹手里的水壶一歪，水流到了拖鞋上，他愣是没察觉。
方晓曼穿一件暗紫色碎花旗袍，头发盘得整整齐齐，脸上抹了薄粉，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许多。
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块旧手表，表盘磨得发花，表带褪了色，一看就是老物件。
说是当年我爹托人带给她的定情信物，她保管了五十多年，怕时日无多，特意送来物归原主。
“留着也是个念想。”她说着，把表轻轻放在茶几上，指尖在玻璃面上滑了一下，像在拂掉灰尘。
我妈端菜上桌，一盘糖醋排骨冒着热气，搁在方晓曼面前。
她没看那表，也没看方晓曼，只招呼了一句：“吃饭吧，菜凉了不好。”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课堂上喊学生坐好。
那顿饭吃得沉闷。
方晓曼话不多，每说一句都带着戏文里才有的腔调。
我爹倒是话多，从下乡插队聊到厂里改制，聊得满脸红光，像年轻了二十岁，声音都亮堂了。
我妈一直低头吃饭，夹菜，喝汤。
偶尔给我添一勺米饭，给方晓曼递一张纸巾，礼数周全，脸上看不出什么波澜。
饭后方晓曼走了。
我爹送到楼下，在槐树底下站了好一会儿才上来。
进门时手里拎着一兜子苹果，说是人家硬塞的。
我妈正在洗碗，水龙头哗哗响，她背对着门说：“苹果放那儿吧，明天给你削。”
我蹲在厨房门口削苹果皮，削得断断续续。
我妈接过刀，三下两下把一只苹果削得光溜水滑，递给我：“你爸这辈子，最吃不得亏，也最耐不住冷清。你去跟他说，那表我看着挺好的，戴着吧。”我愣了一下：“妈，你就不生气？”她没答话，低头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又洗了一只碗。
那天晚上，我爸真的把那块表戴上了。
他坐在台灯底下，翻来覆去地看，用绒布擦了又擦，嘴里哼着一段老曲子，调子我都耳熟，是《天仙配》里的。
我妈在他身后铺床，抻了抻被角，说了句：“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我爸没应声，还在擦表。
我妈也没再说话，关了灯，背对着他躺下。我站在门外，隔着一道门缝看见她瘦削的肩背，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像一截枯了很久的木头。
第二天早上，我带女儿方甜甜过去吃饭。
进门就觉着气氛不对。
阳台上的兰花少了一排，只剩下光秃秃的花盆架子。
那是我妈养了七八年的，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得最好。
我问我妈花去哪了，她正往桌上端粥，头也不抬地说：“送人了。楼下王婶喜欢，让她搬去养。”
我爸坐在桌边喝粥，好像没听见。
方甜甜跟她爸一样，也是个直性子，张嘴就问：“奶奶，那是你最喜欢的花，你怎么送人了？你不是说那是爷爷当年从南方给你带回来的，是你的命根子吗？”
我妈给她夹了一筷子咸菜：“以前是命根子，现在不是了。”我爸碗沿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撂下筷子就出了门，门在身后重重带上。
方甜甜看着他背影，又看看我妈。
我妈低头喝粥，喝完一碗，自己又盛了一碗。
我坐在旁边，那顿早饭吃得没滋没味，像嚼了一嘴纸。
02
方晓曼第三次登门，是来送一件毛衣的。
旧的，军绿色，毛线起了球，袖口破了个洞，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手织的，织的人手艺不怎么好。
她说当年连夜给我爹织的，洗了这么多年，还是舍不得扔，索性还回来。
说这话时，她眼眶泛红，声音听着像要碎了。
我爹接过那件毛衣，手指轻轻捻着袖口，低着头，半天没吭声。
我妈正在客厅里择豆角，一根一根地掐，掐得干净利落。
她没抬头，就当沙发上那两人不存在。
方晓曼走后，我妈把择好的豆角放进盆里，洗了手，搬了张小凳子坐到我爹面前，开口说：“建国，那件毛衣放下吧。”我爹攥着毛衣没松手。
我妈又说：“我跟了你五十年，从没拦过你跟谁来往。今天当着儿子和孙女的面，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爹把毛衣往腿上一拍，声音也大了起来：“我想干什么？我想自己活一回，这一辈子，没过过一天自己想过的日子。”他说这话时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来，嘴唇微微打颤，像憋了多少年的话终于吐出来了。
我妈看了他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说点什么重话。
最终她说：“行吧。那你想怎么活，你就怎么活。”她站起身，端着豆角盆去厨房了。
步子平稳，脊背挺直，像上台领奖那样，一步一步走得不慌不忙。
那天夜里，我爹正式提出离婚。
他说得斩钉截铁：“什么都不要，就要自由。房子归你，存款归你，我净身出户。”我妈正在阳台上收衣服，隔着纱门听着，一件一件把晾干的衬衫叠好，摞齐，才开口：“你说的？净身出户？”
“我说的。”我爸大声道，“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我妈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那你明天把协议写好好，我签字。”
我爸愣住了。
他大约以为我妈会哭，会闹，会跪下求他别走。
他没料到我妈答应得这么干脆。
他张了张嘴，像还有话要说，但最终一个字也没挤出来。
第二天上午，离婚协议摊在茶几上。
条款写得简简单单，房子归女方，存款对半，其他互不追究。
我爹签字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笔尖在纸上顿出一个墨点，但他还是签了。
我妈坐在旁边，戴着老花镜，把协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翻到签名页，平静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方甜甜站在门口，眼圈红红的，冲着爷爷吼了一句：“爷爷，你会后悔的！”我爹头也没抬：“小孩子懂什么。”小女孩一跺脚跑了出去，门摔得哐当响。
我妈签完字，把笔帽合上，起身回屋收拾行李。
她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裳，一摞旧教案本，一个针线盒，还有那只铁皮饼干盒。
饼干盒看起来很旧了，盖子上绣着一朵褪色的牡丹花，边角磨损得发白。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弯腰把饼干盒放进皮箱最底层，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妈，这盒子里到底是什么？”她直起腰，拍了拍手，说：“你爸的记性。”我听得一头雾水，她却不肯多说了，拎着皮箱走出门去。
下了楼，廊道里站着一个人。
陈博超，老邻居，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
“惠英，老屋那边水电气我都让人通了，被褥晒过了，米面油也备了些。”他说话时声音不高不低，话里的关切却藏不住。
我妈接过蛇皮袋：“让你费心了。”陈博超摆摆手，没再多话，转身回去了。
我妈看了他的背影一眼，提着东西走了。
我站在楼道口，看着我妈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心里空空荡荡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去城南老屋，走的是陈博超给她收拾好的路。
而那份体贴，是我爹这辈子从没给过她的。
03
我妈搬进城南老屋的头一个星期，整个家属院都在议论。
王婶、赵嫂、李大姐，走马灯似的到老屋看她。
王婶倒了一杯茶递过去：“惠英啊，你糊涂啊，那房子你就这么让给他了？住了几十年，你一分钱都不要？”
我妈接过茶，喝了一口：“他说他想要自由。我给得了自由，也要得起自己的日子。”这话说得文绉绉的，但语气寻常，像在念一句课文。
王婶看着她的脸，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了。
老屋很小，两间半房子，还是八十年代初那个水泥地的老样子。
墙皮掉了些，露着黄色的底子。
我妈花了两天把屋子打扫干净，窗台上摆了一只搪瓷缸，插着从路边掐回来的野菊花。
她又去旧货市场淘了一只藤椅，往门口一放，就是她的小天地。
隔壁就是陈博超的家，两家就隔着一道矮墙。
头一个月，陈叔隔三差五给她送点菜，说是多买了，不吃就坏了。
我妈不推辞，接过来，隔天给他端一碗自己包的饺子过去。
日子就这么过着，慢悠悠的，像门口那棵老槐树，春风一吹，叶子就绿了。
有天下午我去看她，发现屋里多了个小姑娘，十五六岁的样子，扎着马尾，正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
我妈坐在旁边，戴着老花镜，拿着红笔在她的本子上勾勾画画。
那是隔壁单元老赵家的闺女小雅，爸妈在闹离婚，没人管她，放了学就在楼道口坐着。
我妈把她领回了家，教她写作文。
小姑娘走后，我问我妈：“你在这边也没闲着。”
她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慢悠悠地说：“教了一辈子书了，见了孩子就走不动道。这孩子跟甜甜一般大，我看着心疼。”那天晚上我没有走，在老屋吃了一顿晚饭。
我妈做的疙瘩汤，放了西红柿和青菜叶，一人一大碗，热乎乎的。
陈叔过来送了一碟子腌萝卜，坐下喝了一碗汤，跟我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的都是谁家添了孙子、门口那棵槐树该修枝了、菜市场豆腐涨了两毛钱之类的话。
我忽然发现，我妈在这边说话的次数，比在老屋那五十年的夜里加起来都多。她笑起来脸上有皱纹，但眼睛是亮的。
那铁皮饼干盒就搁在她床头柜上，盖子一直合得严严实实。我没再多问，总会知道的。
04
与此同时，城南的另一头，方建国正在“享受”他的自由生活。
方晓曼的女儿张莉，三十七八岁，做抵押贷款业务的，嘴甜手快，眼珠子一转一个主意。
她张罗着把我爹从老屋接了出来，住进城北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说是方晓曼的房子，先住着，不用着急，安顿下来再说。
头半个月，方晓曼天天过来，给我爹做饭，收拾屋子，语气柔和得像换了一个人。
老姐妹约她打牌她也不去了，就陪着我爹在楼下散步。
我爸那阵子红光满面，逢人就说：“你看，我就说我这辈子不会白活。”他大概真的以为自己回到了二十岁。
可这种日子，没有撑过三周。
方晓曼的那些老姐妹先找上门来了，说是缺了她的手，牌搭子凑不齐。
方晓曼一开始还推辞，后来渐渐推不过，从下午去玩一两个钟头，到吃了午饭就走，再到一整天不见人影。
我爸那些天过得狼狈。
他这辈子，衣服有人洗，饭有人做，病了有人递药，家里的事情他一样不用操心。
他以为那是他能耐，其实那是我妈一个人扛的。
如今我妈走了，他的日子很快成了一团乱麻。
他炖排骨忘了关火，锅底烧穿了一个洞，满屋子都是糊味。
他洗衣服不知道深浅颜色分开，白衬衫染成了粉红色。
他胃疼，翻遍了抽屉找不到胃药，他从来不知道家里胃药放哪儿，那是我妈管的事。
有天夜里十一点多，他独自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播着不知哪儿的深夜购物频道。
茶几上摊着一桶凉透了的泡面，筷子还插在里头。
他盯着那桶泡面发了好久的愣，最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好几声，接通了。
“喂。”我妈在那头说，声音有些沙哑，像已经睡了。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想不出该说什么。
“儿子让问问，你好不好。”他这样说。
我妈那头安静了几秒：“我挺好的。”她说，“你早点睡。”电话挂断了。
我爸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又看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搁在茶几上。
那桶凉透的泡面，他终究没有吃完。
05
转折是从一张体检报告开始的。
张莉那阵子格外殷勤，主动提出带我爸去做一次全面体检。
我爸年纪大了，是该好好查查。
她这么说，我爸还挺感动，逢人就夸这个“干女儿”孝顺。
体检那天，张莉跑前跑后地挂号、拿单子、取报告，比我这个做亲儿子的都积极。
三天后，我去医院给我妈取降压药，在走廊里迎面碰上了张莉。
她站在拐角处，手里攥着一份报告，正压低嗓子打电话。
我听不太真切，只断断续续地听到几句。
她的声音压得又低又急，像怕被人听去。
“你听我说，妈，报告我看了，他那个肺上有一个阴影……待排的那种……万一真查出什么来，他那房子……他儿子肯定要争……”
她说着说着，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看见了我，脸色骤然一变，飞快地挂了电话，把那报告单往身后一藏。我也没看她，就走了。
那天傍晚，我妈在院子里收衣裳，我坐在门槛上，把白天听到的跟她说了。
她晾完最后一件衬衫，把竹竿收了，拍拍手，在藤椅上坐下，慢条斯理地说：“那是他自己的身体，他乐意让人家拿捏，我不管。”可她的眉头还是轻轻蹙了一下，放在膝盖上的手也微微收紧了。
后来我爸复查，片子出来，肺上那个阴影是个陈旧性病灶，早年抽烟埋下的，不碍事。
他拿着报告单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那张片子，看了很久很久。
他翻出手机，想给方晓曼打电话报个平安，却看到方晓曼最近的一条消息是三天前的，他没回。
他也没再打这个电话。
那天下午，我爸破天荒地没有回城北的公寓，而是坐了两个小时公交，又走了两站路，到了城南老屋的巷子口。
他站在那棵大槐树底下，隔着老远望向老屋的窗户。
窗台上晒着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是我妈做的。
他看了很久，终究没有走进去，转身走了。
他以为没人看见。
他不知道，我妈那天就坐在窗户后面，手里剥着一碗豆子，透过窗玻璃把他的背影看得清清楚楚。
她手里的豆子始终没有剥完。
我爹转身的那一刻，她的手停了一下，又慢慢继续剥。
06
法院的传票是四月中旬送到的。
那天下着小雨，我只看见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省城中级人民法院的红字。
旁边还贴着一条打印纸，上面写着“杨惠英”。
张莉看见“杨惠英”三个字，顿时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信封：“这什么东西？她还敢起诉？房子都给她了还想怎么样？”
信封被撕开一道口子，露出大半截纸页。
法院的红色印章清清楚楚，案由是“离婚后财产纠纷”。
张莉的声音尖得像刀子：“不对啊，她不是净身出户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个财产纠纷？她凭什么争？”
我懒得跟她解释。
我去了城南老屋。
雨下得密密的，我进门时裤腿湿了半截。
我妈正在屋里用旧报纸擦玻璃，穿着一件灰蓝色的雨鞋，腰上系着围裙。
见到我来，她放下抹布，坐在那把藤椅上，问了一句：“传票送到了？”
我点点头，在床边坐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妈，你到底要干什么？”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那只铁皮饼干盒，放在膝盖上，慢慢打开盖子。
我凑过去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沓纸张：存折复印件、汇款单、借条的复印件，还有一张泛黄的人寿保险单。
我愣了几秒，伸手想翻，她拦住了我的手，看着我。
“你爸他记性不好，以为这些事没人知道。”她说，“他不知道，我不说，不等于我不知道。”她顿了一顿，“当年他转给他弟那二十万，是取了咱们家全部积蓄，又跟邻居借了三万才凑上的。那张借条，我去还钱的时候，自己要了一张复印件。”她拍拍那个盒子，“这盒子里的东西，够跟他算清楚这半辈子的账了。”
外面雨声密起来，窗玻璃上水珠连成线往下淌。我看着我妈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一晃一晃，忽然觉得她像个陌生人。
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张莉打来的，语气带着笑，却藏不住那股逼人的意思：“博文哥，你妈这是想干什么？你跟老人说说，别闹了，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我回了一句：“我劝不动，你也别劝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挂断了。
我爹始终没有打来电话，大约他还在等法院的通知，又或者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7
调解那天，我陪我妈去的。
法院的调解室，一张长条桌，我妈坐一边，我爸坐另一边。
方晓曼没有来，方建国身后坐着张莉。
她穿着职业装，一只手拿笔，另一只手不停地在手机上划来划去，像在给谁发消息。
调解员姓梁，人很和气。
他翻开卷宗，看了一眼，说：“方先生，你前妻提交的这些材料，你看一下。1985年，你名下转账20万元，这笔钱你说说是怎么回事？”我爸的脸微微发白：“那是我借给我弟的，后来他还了。”梁调解员又翻了一页：“1998年，你在太平洋人寿投保了一份储蓄型保单，年缴两万，连续缴了十年，受益人写的是你弟弟。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投入，你前妻有权追偿。”我爸的手开始抖，他嘴唇翕动，想解释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张莉的笔尖停在纸上，没有动。
她大概没想到，一个看上去什么都不懂的老太太，手里的东西会这么要命。
我妈坐在那里，始终没有开口。
她只是安静地坐着，双手放在膝上，望着窗台上那盆不知谁放的绿萝。
梁调解员最后说：“方先生，你看这些材料如果属实，你前妻的诉请是合法的。毕竟夫妻一场，能协商解决最好。”我爸低着头，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干净，手搁在膝盖上，微微颤动。
好半天，他哑着嗓子问了一句：“惠英，你这些……都是哪来的？”我妈这才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深水，看不到底。
“你每次把那些收据、存单放回皮包底层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她说，“我只是没说。”方建国的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然后转身走出了调解室。
那天下午，张莉也走了。
她走的时候连招呼也没打，拎着包就出了门。
我陪我妈坐在调解室里，看着窗外的雨，忽然说不出话来。
她还坐在那把椅子上，望着那盆绿萝，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很久，她站起来，理了理衣襟，说：“走吧，回去给我那盆剑兰换土。”
08
判决书下来那天，我和我妈都没有去法院。
律师打来电话说，法院支持了原告全部诉请：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笔20万，那笔保单，全部向她支付相应份额。
加上房子折价，总共八十余万元。
张莉在电话里骂了一声“老东西”，那话从听筒里传出来，我听了愣了一下，随即平静地挂断了电话。
我打电话告诉我妈判决结果。她正在院子里给黄瓜搭架子，听完只说了一句：“知道了。”声音里没有高兴，也没有得意，平平淡淡的。
“妈，这些钱……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在电话这头问。
她说：“给你留着，给甜甜念书用。”顿了顿，她又说，“你爸那边，你别跟他说太多。让他过他自己的日子去吧。”
后来我听说，我爸没有上诉。
张莉带着那份判决书去了城北公寓，在我爸面前念叨了好几天：“都怪你，你当年要是把手续办干净了，她能抓着什么把柄？”听完这话，我爸没有出声，忽然把茶几上那只旧手表抓起来，往墙上一摔。
表盘碎了，玻璃碴子溅了一地。
他愣愣地看着地上的碎玻璃，过了很久，才弯腰一块一块地捡起来，攥在手心里，坐到天黑。
方晓曼的戏，落幕了。
她后来托张莉来取回自己留在我爹那里的几件衣服，我爸把那个包递过去，一句话都没说。
我爹也不再提“自由”那两个字。
他去城北养老公寓看了一圈，定了一个单间。
他搬过去那天，我去送他，他提着一个老式行李箱，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几盒降压药，还有一个小布袋，装着那块摔碎的手表。
他弯腰把我妈以前给他织的那件旧毛衣也塞了进去。
我没有说话，他也没有，他在铁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看来的方向，然后走了进去。
09
判决之后，我妈在城南老屋住了下来。
她领了法院判下来的那笔钱，没动全款，在城南买了套带小院子的二手房。
院子不大，有一棵老石榴树，夏天能洒一地阴凉。
她买下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棵老树修了修枝，浇透了水，在树荫底下支了一张小方桌，放上茶壶和两只杯子，说等天凉了好喝茶。
陈博超经常过来，带着棋盘，两个人坐在树底下下棋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有时候邻居路过，会多看一眼，然后笑着走开。
周围的人开始传闲话，说杨老师搬过来，怕是跟陈老头有点意思。
我妈听见了，也不辩解，只是笑笑，说：“老邻居了，搭个伴儿而已，你们想哪去了。”
有天傍晚我去看她，她在灯下缝一只布包。
我坐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心里攒了很多话，又不知从哪句说起。
我说：“妈，我爸那天去了养老公寓了。他那个……走的时候有点慢。”我妈没抬头，针线在布料间穿梭，停了一下，说：“我知道。”
她缝完最后一针，把线头咬断，把布包翻过来，拍了拍，递给我：“这个给你，里头装着你爷爷留下的那些旧照片。”我接过来，掂了掂，拍了拍，把布包放到一边，才开口：“妈，你有没有觉得……亏过？”我妈看着我，笑了一下：“亏什么。我有你，有甜甜，有这个小院子，还有老陈时不时来下盘棋。我亏什么？”
她又看了一眼窗台上那只铁皮饼干盒，盒子已经空了，那些存单、借条、凭证，都在法院的卷宗里安了家。
她把空盒子拿起来，擦了擦灰，重新放回柜子顶上，拍了拍手。
尘埃在灯光里打了几个转，慢慢落定。
10
半年后，我带着方甜甜去城南小院过周末。
我妈正在院子里择韭菜，陈叔蹲在水池边洗鱼。
石榴树上挂满了果子，红彤彤的，压低了枝头。
方甜甜跑过去搂着我妈的脖子，说：“奶奶，你这儿比老屋好多了。”
我妈笑着拍她的背：“好好好，那你就多来。”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在树荫底下忙忙碌碌的样子，心里那块堵了很久的石头上长出一层青苔来。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骑车从城南小院门口拐上了城北那条路。
车子骑到养老公寓楼下，我没有熄火，在路边停了一会儿。
远远看见我爸坐在长椅上，背影比以前小了许多，有些弓。
他手里捏着一台智能手机，屏幕亮着微弱的光，停在通讯录的页面。
他没有拨打任何一个号码，就那么坐着。
我也没有叫他。
我拧了一下油门，从那条路上过去了，身后的影子被路灯越拉越长。
风从楼宇之间穿过来，吹起地上的落叶，打了几个旋，又落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