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11日深夜，法国巴黎，凡尔赛宫。
国际联盟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在进行。当天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修正案进行表决。日本代表团要求在国联盟约中，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投票结果一边倒：在场的17名委员中，包括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内，投赞成票的高达11人。可主持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因为大英帝国的反对意见过于激烈，除非获得全票赞同，否则这一修正案不予通过。这等于用程序规则，把多数人的意志否决了。
至此，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三者间终于了结。鼓声停下后，苦果被精确地传到了食物链最下方的中国手中。中国代表支持了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换来的却是山东权益被出卖，五四运动随之爆发。
中国当时为何支持日本？日本又为何在提案失败后“无所谓”？中国到底是怎么被骗的？
一、日本为何要提“种族平等”？——醉翁之意不在酒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直有一个执念：取得与欧美诸国的“平等”地位。甲午战争打赢了，日俄战争打赢了，一战期间还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可即便如此，欧美世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始终是日本的心头刺。
对日本人的歧视性政策、“黄祸论”的渲染，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遏制日本的重要形式。日本一方面“脱亚入欧”，努力融入西方体系，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国际法层面的“种族平等”条款，解决本国公民在海外遭受歧视的问题。日本代表团实际负责人牧野伸显男爵的重要使命，就是要促请国际联盟通过日本提出的《人种差别撤废提案》。
但问题在于，1919年提出“种族平等”案的时机，太巧了。
当时巴黎和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谁。中国要求直接收回，日本要“继承”德国的特权。英美法等国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而日本在会前已同英法等国私下交易，获得了他们对日本继承德国山东特权的支持。
梁启超后来在《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一面提出山东问题，一面铺陈其战绩……一面提出人种平等问题向美索价以窘之……一面表示所提人种问题可以撤回。夫人种问题之不能通过，彼宁不知？然必提出者，将以此为山东问题之交换条件也。故目的既达，得鱼忘筌，其手腕之峭紧敏捷又如此”。
说白了，日本自己也知道，种族平等提案在英美那里大概率通不过。但提出这个提案本身，就是一张用来交换的牌——“你不让我在山东问题上如愿，我就死磕种族平等，搅黄整个国联的成立。”有研究指出，种族平等被否决以及意大利因阜姆问题退出和会，构成美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妥协的两个主要原因。
二、中国为何投赞成票？——真心被错付了
中国代表团对日本提案投赞成票，原因有几个：
第一，中国自己就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华工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遭受的歧视，中国人比谁都清楚。“白澳政策”的排华法案，美国《排华法案》的屈辱，让中国对“种族平等”有着天然的共鸣。当日本提出反种族歧视的提案时，中国代表没有理由反对——这本身符合中国的道义立场。
第二，中国希望通过支持日本，换取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让步。
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外交策略，是争取列强同情、与日本周旋。支持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被认为是向日本释放善意的信号——希望在山东问题上，日本也能“投桃报李”。
可日本人玩的根本不是同一套游戏。正如顾维钧后来所体会的，政治是现实的。种族平等与山东问题本无直接关系，但在复杂的利益平衡下，二者被联系起来，构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对于欧美列强而言，在种族平等被否决之后，似乎欠下日本一个情，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山东问题上继续否决日本的要求，那么在道义和外交上都说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