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然做了十五年朋友。
从大学上下铺到她婚礼上的伴娘，我们共享过口红，也共享过彼此最狼狈的深夜。
去年秋天她第一次开口借钱时，眼睛红红的：“老陈生意周转，就半个月，我给你写借条。”
老陈是她丈夫，做建材的，我见过几次，应酬场上很会来事的那种男人，
五十万是我和丈夫攒着换车的钱，我犹豫了一晚，还是转了过去。
丈夫说：“朋友归朋友，账目要清楚。”
我让安然签了借条，她笑着捶我：“财迷。”
一个月后，她约我喝咖啡，
牛皮纸袋推过来，五十一沓，码得整整齐齐，
多出的那一万，像句烫手的道歉。
“利息，必须收。”她按着我的手，指甲上新做的水钻硌得我生疼，
我问她生意怎么样，她垂下眼：“缓过来了，老陈说他认识个大金主，下一票能翻倍。”
然后就是那通电话，
夜里十一点，她声音发紧：“薇薇，再帮我一次，一百万，就一个月，
这次利润对半分，最少这个数。”
她报了个让我心跳加速的数字，我说要和丈夫商量，
她突然哭了：“别商量，你知道老陈的脾气，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咱们十五年感情，我还能害你？”
我没借。说不上为什么。
可能是丈夫那句“事出反常必有妖”，
可能是那一万块钱利息太精准，精准得像在喂一颗定心丸，
我给她转了五万，说：“多的没有，你先应急。”
她没收，三天后，钱退回来，附带一条语音：“没事，我想别的办法。”
之后她就像沉进水里的人，朋友圈停更，消息隔天才回一个“嗯”，
我打给共同好友，有人说在商场见过她一次，瘦得脱相，
身边跟着个戴金链子的男人，不是老陈。
再然后，就是老陈的电话打到我丈夫手机上，劈头盖脸：“让安然还钱！她拿公司公章借了高利贷，人跑了！”
我冲到安然家时，门开着，几个彪形大汉正往外搬沙发，
客厅墙上还挂着他们的婚纱照，镜框歪了，照片上的安然穿着白纱的脸笑得很努力，
物业说，老陈三天前就搬走了，留下一屁股债。
三个月。从她还我51万，到她彻底失联，整整三个月。
我翻遍通讯录，她拉黑了我所有号码，
最后一条消息是凌晨两点发的，只有五个字：“对不起，薇薇。”
后来我才拼凑出全貌，
老陈的生意早就空了，他让安然以个人名义向亲友借钱，用新债填旧债，
那个“大金主”就是个放水钱的，而我还的那一万利息，不过是他们整个骗局里最小的一个饵，
安然未必不知情，但她选择了跟丈夫站在一起，赌一把。赌输了，她成了唯一的替罪羊。
那一万块钱我至今没花，夹在书里，
每次看到它，我就想起她按着我手时的温度，
那不是利息，是我们十五年友情的拆迁款。
我不恨她，只是后怕。
怕的是人性在贪婪面前的弹性——可以同时装下五十万的感激和一百万的算计，
更怕的是，我借出的那五十万之所以能回来，不是因为她守信，而是因为下一只羊还没入圈。
钱是照妖镜，但友情不是，
友情是那个你明知有妖，还是忍不住递过去的照妖镜——只求它照出来的，
别是自己最不想看见的那张脸。
而我存着那沓钱，像存着一个永远没寄出去的疑问：如果那天我借了那一百万，现在失联的，会不会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