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长沙党史网（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情网、中国国防部官网、中国军网、光明日报历史版、抗日战争纪念网、人民日报历史版、百度百科余洒度词条、百度百科余贲民词条、维基百科卢德铭词条、红色中国·中延文化研究院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27年的秋天，中国的天空压着一片沉甸甸的铅云。
"四一二"政变过去还不到半年，汪精卫跟进"分共"，国共两党的裂缝彻底撕开，再也合不拢了。
从上海到武汉，从广州到长沙，各地党的组织在白色恐怖里东躲西藏，无数革命者在清乡的枪声中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据当时统计，从1927年3月到8月，短短数月间，全国党员人数从六万锐减到一万出头，十死其九，血流成河。
革命走到了一个真正的绝境。
绝境里，有人退缩，有人迷失，有人叛变，但也有人选择了死磕到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总方针，伟人在会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
会后，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秘密南下，目的只有一个——回湖南，把这把火点起来。
9月初，伟人赶到江西萍乡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对起义部队的番号、旗帜作了统一规定。
1927年9月9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
这场起义里，有六个名字，站在同一面镰刀斧头的旗帜之下，出发时胸怀相同的理想，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终点。
其中一个人，带着这支队伍走上井冈山，走出了一条改变中国命运的路，成为了一代伟人。
另外五个人：有人在22岁用血肉之躯换来了队伍的一线生机，有人从辛亥革命打到1933年，至死没有背离这支队伍；有人在起义爆发仅仅两天之后就从战场上消失，此后的去向成了近百年来争议不断的历史谜案；有人离队叛逃，最后被蒋介石以"贩毒"罪名亲自下令枪决；还有一个人，在被俘之后写了一封投降信，亲自把昔日战友送上了断头台……
六个人，六条命运，没有一个是普通的结局。
这是1927年那场秋收起义里最真实的历史，也是一段从未被遗忘的过往。
【一】大革命落幕：六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要说清楚这六个人的来路，得先把1927年的历史背景交代清楚。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从广州誓师出发，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长江流域。
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接连破敌，"铁军"的名号传遍湘鄂。
整个中国，仿佛都在这股革命洪流里沸腾。然而，胜利的背后埋着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跟进，宣布"分共"。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曾经并肩而战的袍泽，转眼间刀兵相向。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6万名党员，只剩下1万多人。
这一年，整个革命阵营正经历最惨烈的失血。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里，六个人各自从不同的地方，被历史推向了同一个起点。
第一个人，是这支队伍的灵魂核心——伟人。
他在"八七会议"上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受任务，随即南下部署起义。
1927年9月初，在"八七会议"上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伟人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江西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会议决定将参加起义的各部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伟人为书记成立前敌委员会，委员四人：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
第二个人，是总指挥卢德铭。
卢德铭，1905年出生，在家乡读中学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面对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的现实，他决心学习军事。
1924年，他从四川宜宾只身赶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卢德铭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经孙中山面试合格，入第二期步兵队，因品学皆优，曾受孙中山"全校学生要以德铭为学习榜样"的表彰。
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期间，卢德铭在叶挺独立团任职，历经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战功累累，攻克武昌后任第一营营长、七十三团参谋长。
1927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卢德铭率警卫团星夜东进，准备参加起义，但当部队抵达奉新县时，得知起义部队已南下，未赶上南昌起义。
辗转之后，他在农协干部护送下越过重重封锁，回到修水驻地，准备参加秋收起义，出任起义部队总指挥。
第三个人，是师长余洒度。
1924年8月，余洒度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黄埔支部组织干事。
余洒度是湖南平江人，黄埔二期毕业，与卢德铭是同期同学，北伐战争中在叶挺独立团历练多年，是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军事骨干。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党中央军委根据叶挺的建议，任卢德铭为团长，余洒度为团副兼营长。
卢德铭去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寻找党组织期间，部队由余洒度代行指挥，他带领部队来到修水县，与罗荣桓带领的农民武装取得联系，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义逐渐扩大力量。
第四个人，是副师长余贲民。
余贲民，1888年生，湖南平江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攻入武昌时曾负伤，1922年在长沙由伟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六人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出道比谁都早，经历也比谁都复杂——从辛亥革命走到北伐，再走到秋收起义，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节点上。
1926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平江县团防局局长。
秋收起义前夕，余贲民率平江工农义勇队到达修水，与警卫团合编，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跻身这支队伍的核心领导层。
第五个人，是第三团团长苏先骏。
苏先骏，湖南浏阳人，1925年考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任初级军官，参加了北伐战争。
秋收起义前，他率浏阳工农义勇队经铜鼓与余洒度部取得联系，部队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由他出任团长。
值得一提的是，苏先骏是最先迎接伟人的秋收起义部队高级指挥员，当时伟人从浏阳出发，风尘仆仆赶到了第三团的驻地铜鼓，由苏先骏出面迎接，而在起义开始后，伟人一直和第三团同行。
第六个人，是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钟文璋。
钟文璋，湖南益阳人，生于1903年，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毕业，毕业后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科员、宣传队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排长、连长等职。
秋收起义时，他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同时兼任战力最强的第一团团长。
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的实力最强，基本上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原建制，是全师的主力。
后来的开国元帅罗荣桓时任第1团的特务连党代表，后来的开国大将谭政此时在第1团团部当文书，后来的开国上将张宗逊时任第1团第3营第10连连长，后来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则是第1团的普通士兵。
六个人，六个位置，各就各位。
这就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核心领导班子，他们的名字被同一段历史牢牢捆在了一起，却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二】号角吹响：三路人马同时出击，第一天就出了大变故
1927年9月9日清晨，修水县紫花墩操场，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在风中正式展开。
在江西萍乡安源的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成立了以伟人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委委员会，部署了在安源、修水、铜鼓三地同时起义，然后夺取长沙的军事计划。
起义部队全员颈系红领带，臂佩红袖章，从修水、安源、铜鼓三地同时出发，准备三路合攻长沙。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四个团，总计五千余人，准备兵分三路取浏阳会攻长沙。
第一团驻修水，骨干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由钟文璋兼任团长。
第二团驻安源，由安源矿工和各县农军编成，团长王新亚。
第三团驻铜鼓，以浏阳农军为主，团长苏先骏——伟人本人也随三团行动。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第四团，是起义前收编的原黔军邱国轩部，也随第一团从修水出发。
纸面上看，这支队伍声势不小。
但问题在于，这几支部队拼凑仓促，磨合时间几乎为零，特别是第四团，邱国轩这支人马原本就是土匪武装出身，军纪涣散，对革命毫无认同，被收编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然而谁也没想到，麻烦来得比预想的还要快。
第一团出发的第一天，就撞上了灭顶之灾。
第一团行进到金坪和邱国轩的第四团联络时，邱国轩派人送来假情报，说前边小河对岸发现有敌人。
钟文璋立即命令张宗逊带领他的尖兵连徒涉过河，结果没发现一个敌人。
这时邱国轩带来他的第四团突然调转枪口，反戈一击，向第一团发动偷袭，情势急转直下。
钟文璋猝不及防，他布置的队列是第三营在前，团部和第二营在后。
邱国轩的部队从侧后方压下来，一下子冲垮了第二营。
第二营第九连连长黄瓒及时率部展开抵抗，总算掩护钟文璋带一部分官兵跑了出去，自己不幸中弹阵亡。
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刺，把第一团打了个措手不及。两个营被冲散，辎重被洗劫一空，队伍顿时陷入混乱。
然后，第六个人——钟文璋，做出了一个让此后所有人都反复追问的举动。
团部文书谭政赶紧去找团长钟文璋，结果，团部一个士兵跑来说："团长见部队被打散，哭天丧地说，我对不起师长，对不起共产党。脱下军装，扔掉枪，跑了！"
一团因此失去指挥，全团溃散。
与此同时，南路的第二团在王新亚率领下，一度攻克醴陵、占领浏阳，但随即在敌军反扑中遭到围困，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仅剩三四百人，在之后的撤退途中，官兵离散，连团长王新亚也开了小差，整个二团几乎全军覆没。
中路的第三团，在伟人亲自率领下，一度攻克白沙镇和东门市，局面还算稳定。
但胜利后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部队在羊古脑被敌突袭包围，激战六小时，损失惨重，部队被迫撤退。
三路人马，三路受挫。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在开局仅仅几天之内，就跌落到了危险的谷底。
鉴于起义严重受挫，伟人于9月14日在浏阳上坪村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起义部队向浏阳的文家市集中。
【三】文家市之争：一票定乾坤，五个人走向了五条路
1927年9月19日，几路残部陆续抵达浏阳文家市，在里仁学校的教室里完成会师。
这时候，整支队伍损失已经相当惨重。加在一起，不过一千五百余人，且多是带伤之师，士气低落。
而与此同时，江西朱培德的重兵已经开始展开围攻，地方反动民团也十分疯狂，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企图将秋收起义镇压下去。
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教室里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下一步去向。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抉择。
会议上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伟人力主放弃攻打长沙，带队伍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去，保存革命的火种，寻找新的立足点。
而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认为向农村退却是没有出路的，是错误的。
苏先骏也站在余洒度一边，坚持要打长沙。
前委成员五人：伟人、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双方各执一词，意见相持不下。
关键时刻，卢德铭站出来，他客观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如果再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反之如果暂时避敌之精锐，到广大乡村去休养生息、发展力量，就可以东山再起，从失败中走向胜利。
卢德铭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威望，他的意见对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余贲民对伟人引兵南下的决策投下了关键一票，为工农革命军顺利向井冈山进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此，三比二，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得以通过，起义部队决定沿罗霄山脉南下，向井冈山转移。
然而，输了这场会议争论的余洒度，并没有真正服气。
9月20日，队伍从文家市出发，踏上向井冈山进发的路。
这支队伍里，每个人的心里揣着不一样的算盘，每个人对这条路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就在向井冈山进发的路上，第一个人倒下了。
1927年9月23日拂晓，起义部队从芦溪出发继续南进。部队在山口岩遭敌伏击的危急关头，卢德铭挺身而出，亲自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夺下白泥坳山头，英勇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
敌人占领了白泥坳制高点，向撤退部队发起猛烈射击。
卢德铭被流弹击中胸部，牺牲在山口岩猪百丘田岸下。战斗结束后，他的遗体由当地农民周仁榜掩埋在屋后小土坎茶树下。
当伟人听说卢德铭牺牲时，悲痛万分，忍不住仰天长叹："还我卢德铭！"并感慨地说道："给三个师也不换！"
这一年，卢德铭22岁。
队伍继续走，带着这份沉重，走向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
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开始。
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由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了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三湾改编，是这支队伍浴火重生的转折点，但也是这六个人彻底走散的分水岭。
余洒度在三湾改编中被免去师长职务，降为一般干部，仍保留前委委员资格。
他心里对这个处置的不满，此后愈演愈烈。
可余洒度心怀不满，加上不愿"钻山沟"，更过不得艰苦的生活，于10月12日，以向湖南省委请求汇报工作为借口，伙同苏先骏逃离部队。
余洒度和苏先骏在脱逃途中被哨兵拦住，伟人知道了这件事，说了一句话："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这句话，轻描淡写，却是最沉重的判决。
两个人，就这么走了，各自踏上了后来截然不同的道路，而那些道路通向的终点，没有一个算得上体面。
六个人的命运，就此开始了真正的分岔。
文家市的争论，让这支队伍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抉择；三湾改编之后，这六个人彻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卢德铭的故事最短，也最干净——22岁，山口岩，一颗子弹，一个英烈。
卢德铭挺身而出，带领一个连抢占高地阻击敌人，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胸，壮烈牺牲。
这是六人里唯一一个没有后话、没有争议、没有任何污点的结局，干净到近乎悲壮。
而其余四个人的故事，远没有这么简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