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溥仪死在北京人民医院。
病房里留下的，不是“皇帝驾崩”的排场，而是一位六十一岁政协委员的病历：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长期医治无效。
这就难办了。
他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他做过战犯，又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被特赦；他晚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到底按什么规格办？
这不是小事。
往前数五十五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诏书颁下，紫禁城里的小皇帝从龙椅上退了下来。
那一年，溥仪才六岁。
可退位并不等于立刻做回普通孩子。清室优待条件还在，他仍住在紫禁城里，宫门里照旧有人磕头、有人称臣、有人把他当“皇上”。
他不懂什么叫共和。
他只知道，自己一伸手，就有人递东西；自己一皱眉，就有人跪下。
这颗钉子，早早钉进了他的童年。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宫门一关，他才第一次真正离开那个把他养成“皇帝”的地方。
他没有说话。
可后面的路，比出宫更冷。
天津静园，东北长春，沈阳机场，苏联伯力，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这一生，几乎就是从一个门被推到另一个门。
一九三二年，他在日本扶植下去了东北。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他成了伪满洲国皇帝，年号“康德”。龙袍又穿上了，可这次龙椅后面站着的，不是清室遗老，而是日本关东军。
这才是他一生最重的一笔。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获。五年后，他被移交回国，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
从“万岁爷”到编号犯人，只隔着一张铁门。
抚顺的日子，把他过去那些东西一层层剥开。写交代材料，参加劳动，学习改造，讲自己怎样一步步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爱新觉罗·溥仪在其中。
这一天，他从战犯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他大概清楚，自己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被人抬着走的人了。往后，他到北京植物园劳动，后来又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他手里拿的，不再是朱批笔，而是文史资料稿。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总理在政协会议室接见溥仪和家人，谈他的工作，也谈学习改造。
周总理对特赦人员写回忆录有过一句话：“只要能如实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就是为编写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这句话落到溥仪身上，就有了另一层分量。
他不能把过去抹掉。
他只能把过去写出来。
一九六四年，《我的前半生》出版。书里写清末宫廷，也写伪满傀儡生活，更写他接受改造的过程。许多人第一次看到，一个坐过龙椅的人，怎样回头讲自己的前半生。
可这些，治不了他的病。
一九六六年前后，溥仪的身体已经明显垮下去。特殊年代到来，很多事都变得艰难，他的病也拖成了大病。
北京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李淑贤守在身边。这个曾经的皇帝，晚年最后一个妻子，是一名护士。
九月最后一个夜晚，溥仪与李淑贤谈了很久。他说自己这一生当过皇帝，也当了公民，归宿还好。
这话很轻。
可听的人知道，他已经在交代后事。
十月十七日凌晨，溥仪闭上眼睛。消息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后，周总理很快作出安排，要求全国政协提出处理后事的方案，并派人向李淑贤表示慰问。
真正的难题来了。
如果按旧王朝礼制，他曾有“万年吉地”的想象；如果按伪满身份，那是历史罪错；如果按新中国身份，他是特赦后的公民、政协委员。
周总理给出的处理办法很稳：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及其他墓地安葬，或寄存骨灰。
没有帝王陵寝。
没有特殊排场。
也没有把家属逼到一个选项里。
这就是答案。
一个曾经坐在龙椅上的人，最后按普通公民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处理身后事。
溥仪去世后第五天，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商量骨灰安放。载涛提出，可将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溥杰也赞成，他的意思是，要体会总理的难处，不要再添麻烦。
李淑贤同意了。
她后来回忆，溥仪生前爱热闹，放在群众公墓，长期和人民、老百姓在一起，也好。
于是，骨灰盒被送到八宝山人民公墓骨灰堂。
这个选择，比任何排场都更能说明问题：溥仪回不到“大清”，也不该回到“大清”。他最后落脚的身份，是新中国普通公民。
可他的身后事并没有停在一九六七年。
十三年后，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为爱新觉罗·溥仪、王耀武、廖耀湘举行追悼会。
会场里，花圈摆好，三位已经离世多年的政协委员，终于等来一次正式追悼。
邓颖超、乌兰夫、彭冲等送了花圈，三百多人参加。悼词肯定他们特赦后为国家和人民做过的工作。
迟来的追悼会，把那段特殊年代里没来得及完成的礼，补上了。
又过了十几年，溥仪的骨灰离开北京，迁到河北易县清西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李淑贤捧着骨灰盒，走到墓穴前。棺椁合上，石碑立起，上面刻着“爱新觉罗·溥仪”。
没有庙号。
没有谥号。
没有“大清皇帝”的旧梦。
清西陵的风从崇陵旁边吹过，一个曾经三次登上帝位的人，最后只以自己的名字躺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