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26日，杭州汪庄附近，23岁的理发师周福明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带上推子、梳子和刮胡刀，去给一位“外宾”理发。这个称呼听起来普通，安排却很不普通。没有固定理发室，也没有明确说明身份，接送他的还是公安系统的车辆。
当时正值毛泽东66岁生日。原本负责理发的小钱师傅高烧未愈，临时无法工作，浙江方面必须尽快找到一位可靠的理发师。理发看似是小事，涉及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安全，实际要求相当严格。
周福明所在的时美理发厅，春节前顾客很多。临近中午，上城区区委负责人找到他，询问半小时能否完成一次理发。周福明按照平时的经验回答：“应该没有问题。”随后，他被带到办公室，又见到了浙江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
对方只告诉他，杭州饭店有位客人需要理发。周福明觉得有些奇怪，却没有多问，收拾好工具便上了车。工具不多，一把推子、一把梳子、一把刮胡刀，装进挎包就能带走。
到了汪庄，他被单独安排吃饭，又被带进一间理发室等待。过了一会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进门，请他先理发。紧接着，李银桥、伍处长和侯波等人也先后让他动手。
有意思的是，这几个人问法相近：一次理发需要多久，半小时能否结束，给陌生人理发会不会紧张。周福明慢慢意识到，这并不是普通的试手艺，而是在观察他的稳定性和应变能力。
当晚十点左右，他被送到南屏游泳馆。李银桥迎上来说明身份，也说出了真正的任务：“小周师傅，今天请你来，是给毛主席理发。”
周福明后来回忆，自己一下子愣住了。此前他只是杭州一名青年理发员，虽然被评为行业标兵，却从未想过会和毛主席面对面。李银桥提醒他，速度要快，但不要慌张，和平时一样操作。
毛泽东从屏风后走出来时，手里还拿着书，穿着长布睡衣和黑布鞋。周福明迎上前去问候，毛泽东则先确认：“你就是小周吗？”这句平常的询问，让原本紧张的年轻人稍稍放松下来。
理发过程中，毛泽东询问他的姓名、籍贯和家庭情况。周福明说，自己来自江苏邗江县，父母在农村，结婚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又夸他的名字有福、有光明。几句家常话，把房间里的紧张气氛冲淡了。
不到二十分钟，周福明完成了理发和修面。毛泽东表示满意，道了一声“谢谢你，周师傅”。随后，他还问周福明会不会游泳，并邀请他一同下水。对这个年轻理发师来说，那天经历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一项工作本身。
周福明真正成为毛泽东身边的理发师，并不是因为一次偶然推荐。晚年谈到这段经历时，他把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家庭和历史清楚，个人思想进步，当时已经是预备党员；理发技术过硬，并且获得过青年标兵称号。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特殊岗位既要看政治可靠，也要看实际本领。理发师每天接触领导人的生活细节，手上的推子不能失准，嘴上的话也不能失控。周福明能够被选中，正是因为组织在可靠性和技术性之间作了综合判断。
1959年年底，毛泽东离开杭州后，周福明被暂时安排在浙江接待部门工作。到了1960年4月，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提出让周福明随行到北京，并让他先征求领导和家人的意见。组织同意，妻子也表示支持，他就这样进入中南海工作。
到了北京，毛泽东解释过原因：有些理发师一见面就紧张，周福明却能稳住手，技术也好。毛泽东的发型并不复杂，但头发左右疏密不同，鬓角、后脑和胡须都要处理得当。理发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会议厅，有时在火车上，一把普通椅子便能开始。
周福明后来还承担内勤和警卫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吃饭时，他需要陪同进餐；生活起居中，也负责搓澡等事务。有一次，他发现毛泽东坐在床沿吃饭，双脚悬着，便建议做一张带脚踏板的小桌子。尺寸量好后交给木工制作，毛泽东用起来很满意，这张桌子后来被保存在故居中。
还有一次，周福明准备去通知值班人员在道路两端设禁行牌，毛泽东突然问他是不是要“通风报信”。原来卫士为了保证毛泽东休息，常在他入睡后暂时阻止车辆通行。毛泽东认为不能因为自己休息就影响群众和其他人员，批评之后又允许在牌子上注明“有急事请通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此前一段时间，他已有数月没有正常理发，耳边头发由护士用剪子简单修剪。9月10日凌晨三点，周福明获准为毛泽东进行最后一次理发和修面。
遗体已经出现僵硬，鬓角和耳后的头发难以处理。周福明只能跪在床边，调整身体位置，慢慢修剪每一处细节。理发完成后，他用热毛巾敷头，再整理头发、刮净胡须。工作做完，工具依旧被他认真擦拭，重新放回箱中。
周福明没有立即离开中南海。1996年从中央警卫局办公室退休后，他又被返聘负责毛主席故居的保护工作。2022年4月4日19时，周福明因脑出血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4月8日上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