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江苏丹阳，陈毅、曾山等接管干部面对的，不是一座秩序井然的城市，而是一副急待收拾的局面。上海即将解放，金融混乱、物价飞涨，旧政权留下的金圆券仍在市场流通，百姓手里的钱，随时可能变成废纸。
这道难题，远比接管几栋办公楼棘手。军队进城只是开始，怎样让工厂开工、商店营业，让普通人敢于重新买米买煤，才是新政权必须回答的问题。
曾山分管财经工作，对货币问题看得很重。围绕旧金圆券如何处理，接管干部之间曾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心，若贸然宣布作废，百姓手中的积蓄会受到冲击；若继续使用，又难以迅速切断旧金融体系的影响。
曾山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接管城市不能只讲胜利，更要承担稳定经济的责任。共产党不是来接收好处的，而是要把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起来。货币政策若处理失当，最先受影响的，往往是没有多少积蓄的普通人。
上海解放后，人民币逐步进入市场，金圆券被停止流通。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既要控制投机，又要平抑物价，还要保障粮食、煤炭等基本物资供应。曾山长期在财经战线上工作，深知账面数字背后，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
有意思的是，负责管理大上海经济的人，自己的生活却相当简朴。办公条件有限，日常伙食也很普通，一碗面、一顿粗茶淡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有人劝他改善一些，他只是说，城市刚接管，财政和物资都紧张，干部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前面。
这不是临时做给别人看的姿态。曾山早年经历过极端艰苦的环境，形成的生活习惯，已经融入他的性格。
1900年前后，曾山出生于江西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曾彩芹因从事革命活动、传递消息，被敌人严刑逼供，最终牺牲。家庭因此蒙受重创，但母亲没有让孩子们沉溺于悲痛之中，而是支撑一家人继续生活，也把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传给了子女。
曾山的兄长曾延生、弟媳蒋竞英等人，也先后投身革命并牺牲；弟弟曾炳生牺牲时年仅23岁。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参加革命”对曾山而言，不只是口号，而是身边亲人用生命作出的选择。
1926年，曾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许多地方党组织被破坏，干部随时可能被捕。曾山没有因此退缩，转入更加隐蔽而危险的斗争。此后，他在江西从事地方革命工作，逐渐成为重要的党政干部。
中央红军长征后，江西苏区的斗争形势极其严峻。曾山曾承担留守和坚持地方斗争的任务，在敌人封锁下组织游击活动。没有固定住所，缺少粮食和药品，部队与地方干部常常只能依靠山野中的野果、泉水维持生存。
那段岁月里，干部没有所谓的“工作保障”。今天还在山里传递文件，明天就可能遭到搜捕；白天不能生火，夜里不能点灯，吃饭也要看是否能够找到安全地点。曾山后来对生活待遇看得很淡，与早年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职务变了，要求没有变。曾山担任上海市领导职务期间，面对的是工业、商业、金融和城市管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他更强调干部作风，认为权力来自人民的信任，不能变成家属子女谋取便利的工具。
对子女，他有一套近乎朴素的要求：“前途要靠自己，不能靠父亲。”考不上大学，可以参加劳动；想要参军，也要按照部队规定办理。话不漂亮，却把界限讲得很清楚。
曾山并非没有能够说得上话的朋友。革命年代形成的战友情谊、工作关系，后来遍布党政军各个领域。但在子女安排问题上，他很少动用这些关系。对他来说，干部家庭更应该避嫌，不能因为父母掌权，就让孩子绕开正常程序。
这种教育方式，影响了长子曾庆红。曾庆红1939年出生，早年在基层和工业部门工作，后来长期从事党务、组织和地方领导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2003年至2008年，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曾庆红的职务当然与个人经历、时代机遇和组织培养有关，不能简单归结为家庭教育。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曾山没有把“父亲的职位”当成子女升迁的通行证。对一个在上海主持过重要工作的老干部而言，这种克制，恰恰体现在许多日常小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