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杭州，毛泽东与华国锋谈到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处理问题。一份送到面前的报告，列出了准备特赦的人员名单。名单一共涉及293人，其中有13人因为表现较差、改造态度不够积极，原本没有被列入释放范围。
这13人的情况并不理想。有的人在管理所里长期抵触教育，有的人对过去的罪责认识不足，还有人不愿配合改造。按照当时掌握的标准，他们确实很难称为“表现合格”。
报告读完后，毛泽东没有把问题停留在“够不够标准”上，而是问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些人关押多年，战争早已结束，继续关下去，究竟还有多大意义？
据有关回忆，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一个不留，都放了。”接着，他又提出，释放之后还要设法安排一顿饭，每人发给一定数额的零用钱。愿意留下的，按普通公民对待；不愿留下的，也允许回家，不能强迫劳动。
华国锋当时有些不理解。按规定，特赦并不是简单地把人放出管理所，而是要看认罪态度、改造表现以及现实表现。毛泽东却没有在13个人身上反复计较，而是把这次释放看成一项收尾工作。
“既然决定释放，就不要再留尾巴。”
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不在于对13个人格外宽松，而在于国家已经有足够把握结束这段特殊历史。战争年代形成的敌我关系，不能永远延续到和平时期。处理战犯，既要维护法律和纪律，也要考虑国家政治生活如何向前推进。
这种处理方式，并非1975年才突然出现。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逐步形成了优待俘虏的政策。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部转向井冈山。部队规模小，物资匮乏，战斗频繁，如何对待俘虏，既是纪律问题，也是生存问题。
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俘虏处理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敌人杀害过红军和群众，不能轻易放过；也有人指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普通士兵，大多来自农村，很多人是被抓壮丁后被迫入伍，他们与红军战士一样，都是穷苦出身。
毛泽东倾向于从士兵的社会身份和战争责任中作区分。对真正负有严重罪责的人员，当然不能放任；对普通士兵，则不能因为穿着国民党军服，就把他们与反动军政人员混为一谈。
于是，红军逐步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做法：不打骂俘虏，不搜刮私人物品，有伤治伤，愿意留下可以参加红军，想回家的发给路费。政策说得很朴素，执行起来却需要严格纪律。
有意思的是，这种“来去自由”并不是单纯的仁慈。它有现实的军事价值。红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部队需要兵员，但更需要让新加入的人真正认同队伍。靠强迫留下的人，战斗中很难形成可靠的战斗力；愿意留下的俘虏，反而可能成为熟悉敌军情况的重要力量。
更重要的是，普通士兵与国民党上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利益。许多士兵只是为了吃饭、养家而当兵。他们在战场上放下武器之后，身份就发生了变化。怎样对待他们，直接影响他们对这支军队的判断。
据军队史料记载，红军和后来人民军队中的确有不少人员来自被俘部队。他们熟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训练和作战方式，有些人经过教育后成为基层骨干。政策的效果，既体现在兵员补充上，也体现在瓦解敌军、减少抵抗方面。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战俘数量大幅增加，政策也随形势变化。战争初期，确有相当一部分俘虏被允许离开；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部队扩大、战局改变，处理原则逐渐转为“人尽其用”，对多数人员进行教育改造，而不是一律释放。
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人都采取同一种办法。普通士兵与高级军政人员被区别对待，罪行严重、顽固不化的人员被集中管理，其他人则根据表现接受教育、劳动和审查。政策调整，反映的是战争需要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战犯管理成为一项长期工作。抚顺等地的管理所，不仅承担看押任务，也进行文化教育、政策学习和劳动改造。许多战犯年纪渐长，健康状况下降，管理人员仍要逐人核查表现，不能只看身份，也不能只看一时态度。
从1959年起，国家陆续实行特赦。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先后获得释放。特赦不是简单赦免过去，而是建立在多年管理、审查和改造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293人进入处理程序。
那13名原本不符合标准的人，正是这项政策面临的最后一道关口。若严格按照旧标准，他们还可以继续关押；若从国家大局看，继续关押又可能使特赦工作留下缺口。毛泽东作出全部释放的决定，等于明确告诉执行部门：改造不是为了无限期关押，特赦也不能变成层层加码的考核。
1975年4月23日，获释人员受邀在北京前门饭店聚餐。叶剑英、华国锋等参加了这次活动，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已经获释的人员也在场。对这些曾经站在战争对立面的人来说，这顿饭的意义很具体：他们不再以战犯身份被管理，而是作为普通人重新面对社会。
餐桌上的鱼肉和每人领取的零用钱，数额并不算大，却体现了安排中的细节。放人不是把人推到门外就不再过问，愿意回乡的，帮助解决路费；愿意留下的，按照公民身份安置；有实际困难的，也给予必要照顾。
至此，持续多年的战犯管理和特赦工作完成了一个阶段。那13个人是否达到原有标准，已经不再是决定他们命运的唯一依据。毛泽东的处理，实际上把“改造个人”与“结束战争遗留问题”放在一起衡量，也使1975年的最后一批特赦没有留下被人为截断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