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北京中南海，负责授衔工作的徐立清面对一份拟授上将名单，迟迟没有落笔。他不是对军衔不满意，而是觉得自己的位置如果排得过高，可能让一些并肩作战多年的老同志心里不平。
授衔工作牵动面很广。军队实行军衔制，既要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资历，也要参考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职务、战功和现实岗位。几十年革命经历，不能只用一枚勋章衡量；可一旦排定等级，便会影响许多干部的心理和今后的工作安排。
徐立清当时在总干部部工作，参与过干部评定和授衔方案的研究，对其中的复杂性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军衔不是个人申请来的待遇，而是整个军队制度中的位置。也正因为懂得这一点，他才对自己的拟授等级格外慎重。
他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将自己拟授的上将改为中将。信不是一封就停，意见也不是临时起意。有人劝他不要把事情想得太重，徐立清没有争辩，只是摇头。那副态度很坚决：不是谦虚几句，而是真认为自己应该退一步。
这件事传开后，罗荣桓等人曾做过劝说。军衔评定经过长期酝酿，名单牵涉众多，贸然改变，可能带来连锁反应。徐立清明白这个道理，却仍坚持自己的请求。他对身边人说过类似的话：个人少一颗星，不会影响革命；若因自己的等级引起同志之间的比较，反而不利于团结。
徐立清的这种选择，并非没有来由。1929年，他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后来进入红四方面军，经历了反“围剿”和长征。早年他做过组织、宣传和干部工作，也在艰苦环境中承担过实际战斗任务。对他来说，革命队伍里的职务变化，从来不是个人升降那么简单。
长征途中，红军缺粮、缺药，伤员和病员数量不断增加。干部工作、后勤保障、政治动员，样样都离不开人。徐立清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深知那些没有出现在战报上的工作，同样关系部队能否保存下来。后来有人谈到他的经历，他很少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更多时候只说，部队能走下来，靠的是大家。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系统内从事政治和组织工作，接触过大量基层干部。谁负伤、谁牺牲、谁补充到新的岗位，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和一支支部队。解放战争中，随着部队规模扩大，干部管理更加复杂，单靠勇敢已经不够，还要懂得怎样使用干部、培养干部、稳定干部。
有意思的是，徐立清后来负责的工作，恰恰让他更容易看到军衔背后的分量。一个人被评为上将，表面上是个人荣誉，实际上也会成为部队内部比较的参照。那些资历深、战功大，却因职务和评定标准不同而处于较低等级的干部，难免会产生疑问。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曾与他谈过。周恩来说：“军衔关系全军，不能只看个人。”徐立清回答：“正因为关系全军，我才不能只考虑自己。”这几句谈话的细节，后来有不同说法，但徐立清要求降衔这一事实，确实成为1955年授衔工作中的一段特殊插曲。
毛泽东看到他的来信后，曾对这件事表示关注。经过研究，中央最终接受了徐立清的请求，将其军衔由上将改授中将。这里面并不是对他贡献的否定，也不是重新评价他的革命经历，而是在既定方案之外，对本人意愿作出的特殊处理。
1955年9月27日，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徐立清佩戴中将军衔参加典礼，没有借机解释，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反复谈论自己的选择。对他而言，事情既然已经决定，便不必再把个人态度变成新的话题。
需要说明的是，徐立清并非没有资格获得更高军衔。他参加革命时间早，长期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系统工作，后来又承担重要干部管理任务。正因如此，他主动要求降衔才显得格外少见。若是资历不足，退让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具备条件之后，仍愿意把个人荣誉放到集体秩序之后。
此后，他继续从事军队干部教育、管理和安置等工作。这样的岗位不在前线，却直接关系军队建设。大量干部调动、培养、转业和待遇问题，都需要反复核对，不能凭印象处理。他常强调，军队既靠战场上的牺牲建立，也靠日常制度维系。
1983年1月6日，徐立清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关于他请求降衔的信件，后来被作为军队干部作风的一则史料保存下来。那几封信没有复杂辞藻，核心意思始终明确：军衔可以少一些，制度不能乱，同志之间的信任更不能因为个人名次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