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西工商界80人的代表团,行程排好了,机票快出了,却在临行前收到中方一句“10月难以接待”的反馈。

共同社在八月十九日把这个消息披露出来,东京那边的气氛可想而知。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访问延期的情况;往更深的地方去看,更像是中方把节奏又重新拿回到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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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想要借助经贸来实现破冰,中方为什么没有顺着这个势头去接招呢?这一次“难以接待”的背后,又给东京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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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更改日期的关西工商代表团,规格并不算低。

起到牵头作用的是关西经济联合会以及大阪商工会议所,代表团的成员是来自大阪、京都、神户等地方工商界的,人数大概有八十人。原计划进行访问中国的时间,是十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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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个平常的商务团,关西地区在日本经济的整体版图当中所占的分量是很重的,它的制造业、贸易、金融、港口物流这些方面都发展得挺发达。

这批人来到中国,不只是为了商谈订单,更想要去探寻一下中日经贸恢复热度有没有可能性。

按照日方原本所设想的情况,这次访问如果能够成行将会是关西工商界自2024年11月之后再一次访问中国,日方明显是希望把它办成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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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结果并没有按照东京所规划的节奏来发展,8月19日,日方收到了中方的反馈内容:十月份接待会存在困难,访问有可能会推迟到11月至12月。

中方说这句话的时候表现得很克制,对于分寸的拿捏也把握得很稳当。

中方给出的理由是十分明确的:11月18日到19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要在深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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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级别的多边外交活动,筹备方面的工作是不可能等到开会前几天才开始忙活的。

深圳从八月就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状态,外语标识、口岸服务、礼宾安排、会务保障、城市运行这些方面,都要提前落实到位。

到了十月,正是各项工作集中进行冲刺的阶段,接待资源自然而然要向APEC这方面进行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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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不是一般性质的会议,它涉及到亚太多个经济体,二十一个成员覆盖了全球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百分之五十的贸易量、百分之六十的GDP。

议题覆盖了贸易、数字经济、交通、能源、粮食安全、中小企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作为东道主,必须要把主场外交活动办得稳妥、周全,并且要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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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情形之下,一个日本地方工商界代表团希望按照原计划来进行访问,中方表示“时间方面不太方便”,这样的理由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日方即便心里很着急,嘴上也很难挑出其中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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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中方并没有把话说得太绝对。不是拒绝和日本进行往来,也不是把大门关上,而是把时间往后进行挪动。

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既保持了外交方面的礼貌,也保留了后续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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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西经济界其实早已经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此前,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就曾经表达过担忧的情绪,认为在当前中日的气氛之下,中方未必会按照日方所希望的那样来进行接待。

他们特别着急地来到中国,存在一个重要的情况是日本企业感觉到了压力。

在中日关系变得冷淡之后,旅游方面、贸易方面、投资信心方面以及供应链合作方面都遭受了影响。对于像关西这种高度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地区来讲,中国市场是不可以轻易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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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关系遇冷以后,经济受到损害的那种切身体会在日本国内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特别是对于把对华出口当作支柱的关西地区。

汽车和电子产品向中国的出口明显地减少了,日本本国生产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多次遇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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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针对稀土出口进行的收紧举措,又让日本工业这个领域深深地感受到了压力。

然而,事情的起始点要追溯到2025年11月那个时间。当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一番让人惊讶的言论,公开地提及“台湾有事”有可能触发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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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但让中方非常不满,还直接造成中日关系快速地降温。

从那以后,中日在政治、文化、经济多个领域的交流几乎呈现出全面被冻结的状态。

中方推迟了对日本驻重庆总领事继任的人选进行批复,导致这一重要的职位长达8个月的时间没有人就任。高层之间的对话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两国所有的官方沟通渠道都被严重地压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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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近些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言行举止,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氛围。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不是日方能够拿来进行试探、包装以及模糊处理的议题。这条红线,中方已经反复地讲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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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也并非是完全统一的状态——一边是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希望能够恢复交流,一边是政治层面仍然在安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摇摆不定。

经济界想要向前发展,政治层却不断地往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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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还有另外一条消息:日本跨党派议员团打算在8月24日至27日到中国进行访问。走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党际这条渠道。

在8月19日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建议向主管部门去了解”。

这句话很有外交方面的意味——没有进行确认,也没有进行否认;没有表现出热情,也没有直接关闭大门。空间就留在那里,分寸同样也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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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工商团就没有这么顺利了。议员团通过党际渠道,能够保持一定的弹性;工商团通过政府和贸促渠道,被明确地告知“10月难以接待”。

这并不是谁更有面子的问题,而是中方在不同的轨道上采取了不一样的节奏。

政治方面的接触,可以留下一个窗口——毕竟中日关系就算再冷淡,也需要有人去进行沟通,需要听听对方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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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果工商界的诉求想要绕开政治互信,只谈论市场、订单、供应链,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中方的节奏很清晰——政治层面的试探性接触,可以谨慎地进行观察;经贸层面的热络安排,则要看日方是不是有真正的政治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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