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北大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关于“灵活就业”的言论冲上热搜，并遭到大批网友的围攻。
事情的起因源自一档访谈节目。
谈到灵活就业时，张教授说：“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就是说他灵活了，不像我们朝九晚五的......”
有人直接将张教授的这番言论比作新时代的“何不食肉糜”，连一向热衷于和稀泥的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连续两天发文批评张教授，表示“无法接受”，说学者发言需有分寸。
虽然小编对张教授的言论同样无法接受，但并不赞同网友将其与何不食肉糜作比较。
司马衷之所以说出“何不食肉糜”的荒唐言论，完全是时代局限所致。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晋惠帝每天龟缩在深宫大院，足不出户，作为傀儡皇帝，八王之乱中各方势力抢夺的“人形公章”，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了解，传入宫中的有限信息，也都是经过特意过滤的。
因此，他说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话属于认知短板，完全可以理解，属于不知者不怪。
反观张丹丹教授，新时代高知女性，生活在国家行政中心，任全国最最知名大学教授，在这个信息零时差的年代，居然说出灵活就业是福利的话，这比何不食肉糜更让人难理解。
就二者动机而言，我个人倾向于司马衷出于无知，属于真糊涂，而张丹丹教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有“得便宜卖乖”的感觉。
身为大学教授、某研究院副院长，社会地位是我等“灵活就业者”难以企及的，不但有身份，且收入稳定、可观、其社会保障等福利，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属第一梯队。
至于“灵活就业者”，虽然确实如张教授所言“灵活、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没有保障的基础上的。其自由的本质，是将本应由社会共担的风险，全部转嫁到了最脆弱的个体身上。
这种“不得不活”的自由并不美好，不仅不值得羡慕，反而是现代社会隐藏的一种残酷。
以北京最大的灵活就业者聚集地马驹桥为例，每天天还没亮，无数灵活就业者已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找活干。
为了生活，他们吃着最差的饭菜，从事着最脏最累的行业。
每天清晨醒来，张教授最担心的可能仅是上班别迟到了，但灵活就业者担心的是找不到活。
从张教授的视角看，这些人确实是自由的，不存在迟到早退，没人管 ，但没人管同时也意味着没人托底。
某天不想出工，灵活就业者的确不会被扣工资，但同时，明天的饭钱和房租也就都没了着落。这种自由是生存胁迫下的被动选择，和主动放弃高薪追求诗意毫无关系。
而且，被动承受这种没有保障自由的同时，还要面对残酷现实。
还是以马驹桥零工市场为例，灵活就业者所面对的现实无论如何让人乐不起来，一份临时工作，通常会面临数十个，甚至上百人的激烈竞争。
竞争的直接后果是工钱一降再降。
数据显示，马驹桥的普通零工的时薪，从疫情前的每小时20--30元，已降到现在最低每小时12元。
虽然低，但仍有人抢着干。
所以，灵活就业绝没张教授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吹着空调时想的那么浪漫。
灵活就业者所面对的，既有恶性竞争下的劳动力贬值，也有明天饭火钱和房租从何处来的焦虑，再往远点说，还有“等老了怎么办“”的恐惧。
没有工伤保险，搬货闪了腰相当于官渡之战时袁绍粮仓被烧，生存危机立现，没有医疗保险，一场普通的感冒就可能花掉一个星期的工钱。
对于这些自由人来说，朝九晚五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五险一金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无比陌生的名词。
绝大多数灵活就业者面临的现实处境是：不敢结婚、不敢生子、不敢生病，不敢老，甚至不敢死。
张教授口中的灵活就业者的自由，实际是一种精致包装过的剥削，用“灵活”，这个听起来很美的词，掩盖了劳动者没有议价权、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的残酷真相。
“灵活就业”这个词，是十分成功的“语言包装，”将失业者、社会保障缺位的现实，用轻飘飘的几个字隐藏起来，听起来饱含温情，实则残酷。
至于灵活就业是不是一种福利，想必凌晨四点，在马驹桥街头等活的人心里最清楚。
这不是他们渴望的自由，而是他们逃不掉的牢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