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三月初八，民政局门口的风有点硬。
韩桂华攥着离婚证从我面前走过去，脚步很快，从头到尾没回头看我一回。
我盯着她的背影，直到她钻进出租车，后视镜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单位食堂吃饭，同事把手机怼到我眼前。
屏幕上韩桂华穿着一件大红裙子，被一个陌生男人搂着腰。
照片底下配了一行字：恭喜韩老师喜结良缘。
我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桌上。
刚离婚两天，她就嫁给了别人。
我请了假，出门散心。
火车在隧道里穿行时，手机突然响起来，电话那头是前岳母带着哭腔的声音：“建国，桂华出事了。你必须回来，照顾她一辈子……”
01
离婚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
早上出门前，韩桂华已经把早饭做好了。
小米粥，两个煮鸡蛋，一碟咸菜。
她坐在桌边，端着碗，没怎么吃。
我坐到对面，想说话，她又起身去厨房，拿了个保温杯出来，放在我手边。
“到民政局那办完，下午还得上班，喝点水。”
我闷声应了一句，埋头喝粥。
结婚二十多年，她就是这样，不管闹多大的矛盾，早饭总会准备。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过日子的样子。
吵归吵，闹归闹。
床头吵架床尾合。
我从来没想过她会提离婚，更没想到她真的能把离婚证办下来。
在民政局门口，韩桂华站在台阶上，低着头从包里翻证件。
我伸手去拿她的包，她往后缩了一下，躲开了。
那一下躲得很快，动作很轻，却像一根刺扎进我心里。
“桂华，你再考虑考虑？”
韩桂华没接话。她攥着包带的指节发了一会儿力，然后松开来，声音平淡得像在念一段别人的事：“想好了，办吧。”
进去之后她一直低着头，签字的时候也没抬头。
窗口的工作人员问她：“你们确定自愿离婚？”她“嗯”了一声，声音很轻。
出了大门，她把离婚证收进包里，转身就走了。
没有哭，没有回头。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很陌生。
二十多年的枕边人，一夜之间，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只能去孙宏毅家喝酒。
孙宏毅是我的同事，也是多年来最好的朋友。
他老婆炒了几个菜，给我倒了一杯白酒：“行了，别想了。离都离了，咱往前看。”我一口闷了，辣得眼睛发酸。
我知道韩桂华变了很久了。
从半年前开始，她就像变了一个人。
以前她爱说话，下班回来还会跟我讲讲学校里的事。
后来，她越来越沉默。
我下班回家，她蜷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也不理人。
我问她怎么了，她总说“没事”。
我让她去看中医，她说用不着。
晚饭经常只做一点点，她说自己不饿。
那段时间，她瘦了至少有十来斤，颧骨都突出来了。
有天半夜我起床上厕所，听见她在厨房里打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听不太清内容，只听见一句：“再宽限几天，我这边马上想办法……”我当时以为她是在跟娘家亲戚借钱，后来她妈来看她，我也没提这茬。
现在想起来，那通电话里的语气，带着一股说不出的低声下气。
“老张，你听我说。”孙宏毅又给我倒了一杯，“桂华这人不坏。她要是真跟了别人……那肯定是你哪里做得不对，你想想？”
“我想不出来。”我把筷子拍在桌上。
孙宏毅的媳妇在厨房里收拾碗筷，水流声哗哗的。我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上的新闻，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那晚回到家，已经是十一点多了。
钥匙捅进锁孔，门开了。
屋里黑漆漆的，灯是关的，连窗帘都拉上了。
我伸手摸了一下开关，灯亮了。
客厅里空荡荡的。
茶几上的东西没了，电视柜上的照片没了，墙上挂的那幅十字绣也没了。
我走到卧室，衣柜门大敞着。
她的衣服、她的围巾、她的化妆包，全不见了。
床头柜上那个她用了十多年的木梳子，也不在了。
她搬得干干净净，一样不落，连跟头发丝都没留下。
只留下了厨房冰箱上一张便利贴。
四个字：“好好吃饭。”字迹歪歪扭扭的，跟韩桂华平时写的完全不像。
她教书多年，写字一向工整。
这四个字却潦草得像是赶时间或者手在抖。
我捏着那张便利贴，在厨房里站了很久。
灯管嗡嗡响，冰箱里传来压缩机转动的声音。
我忽然想起下午在民政局门口，阳光下她瘦削的侧脸。
她的眼眶是红的，但始终没有掉眼泪。
她就是那样一个人，再难受也不会让别人看见。
我把便利贴叠好，放进上衣口袋里。然后关了灯，在沙发上坐到天亮。
02
第二天中午，单位食堂。
我正端着餐盘找位置，财务室的老王把自己那碗面放在我旁边，掏出手机，划了几下，然后把屏幕递到我眼前。
是一张照片。
韩桂华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裙子，站在一家酒店门口的台阶上。
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四十岁上下，中等个头，西装皮鞋，一只手搂着她的腰。
韩桂华微微侧着头，嘴角带着一点笑意。
照片底下配了几行字：恭喜韩老师喜结良缘，祝二位百年好合。
老王问：“这不是嫂子吗？啥时候的事儿？”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大概有十秒。
食堂里的声音好像一下子远了，盘子、碗、筷子、说话声，全听不见了。
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弹了一下，滚到地上。
我弯腰去捡，发现自己的手指在发抖。
老王见我脸色不好看，赶紧把手机收了，干咳两声：“老张，你也别难过，我看啊，这种女人……”
我没听完，端着餐盘站起来，把剩下的饭倒进泔水桶里，出了食堂。
走廊里没什么人，我靠在墙上，掏出烟点上。
抽了两口，又掐了。
心里堵得慌，像有一块东西堵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
韩桂华跟我离婚，满打满算才两天。
两天，她就穿上了红裙子，站在另一个人身边。
要说她是离婚后才认识的这个男人，根本不可能。
除非她早就跟这个姓杨的搅到一起了。
我不敢再往下想。
一根烟抽完，我又摸出一根点上。
手指还是抖的。
下午上班，我根本静不下心。
批了三个文件，打了五个错别字。
科长看我不对劲，只说了一句：“老张，你回去歇两天吧。”我应了一声，把文件放下，没有走。
坐在工位上，我拿起手机，找到韩桂华的号码，拨了过去。
语音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再拨，还是关机。
我又拨了女儿张雅静的电话。
响了三声，她接起来，声音有点哑：“爸。”我说：“你妈是不是又嫁人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张雅静说：“爸，你别问了。”
“我问你呢。你妈是不是跟那个姓杨的结婚去了？”
雅静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你那么大声干什么？你从来都不听听她怎么说。你知不知道……算了，我爸，你现在什么都别做，行吗？”她没说完。
我听见那头的背景声音里有广播声，像是在火车站。
我刚想追问，她就把电话挂了。
我攥着手机，盯着屏幕看了半天。
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她说的那句话：“你从来都不听听她怎么说。”我怎么没听她说了？
是她一句话都不肯说。
下班后，我骑着电动车在街上晃了一圈，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韩桂华教书的学校门口。
保安室的老刘头见我来了，隔着窗户递了根烟：“哟，张哥来接嫂子啊？嫂子早走了。”我接烟的手一顿：“走了？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嫂子两个月前就办辞职了。”老刘头吐了一口烟，“她可没少在传达室门口抹眼泪。有时候坐到传达室，也不进去，就坐那儿哭一会儿，然后又走。问她咋回事，她也不说。”
我攥着那根烟，半天没点上火。
03
第三天下午，我收到了一个快递。
牛皮纸信封。
没有写寄件人，只有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我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结婚请帖。
红色封面，烫金喜字。
翻开，左边印着新郎的名字：杨俊楠。
右边印着新娘的名字：韩桂华。
最下边写着一行小字：婚礼地点，恕不另行告知。
没有地址。
我看完，坐在办公室里，把那请帖翻来覆去看了五六遍。
这意思是，通知我一声就行了，不请我过去。
我冷笑了一声，把请帖拍在桌上。
想了想，又拿起来，塞进抽屉里。
然后拉开抽屉，看见里面压着一张旧照片。
是前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在饭店拍的照片。
韩桂华坐在中间，我站在她身后，雅静搂着她的胳膊。
照片上韩桂华笑得很温和，眼睛弯弯的。
那时候我还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我把那张照片翻过去，扣在抽屉底，用力关上。
当天下午，我去找科长请了假。
我说心里烦，想出去走走。
科长也爽快：“去吧，出去转转挺好，我批你一周。”我回家收拾了一个旅行包，几件换洗衣服，充电器，还有那张便利贴。
折叠好，放在夹层里。
出门前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家。
客厅里的沙发还在，茶几还在，电视还在。
但墙上没有了照片。
鞋柜上没有了她的拖鞋。
窗户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灰。
我关上门，下了楼。
火车站人山人海。我在售票窗口随便买了一张去江城的火车票。为什么选江城？因为那地方我从没和她去过，也没有任何回忆。
上了火车，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
城市渐渐从视线里退去，铁路两边的楼房变成了田野，又变成了一座座山。
天快黑的时候，我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迷迷糊糊的，像是睡着了。
又像是没睡着。
脑子里开始翻腾跟韩桂华有关的事。
刚才前几天的事，忽然就变得很遥远。
我记起了五年前的一个晚上。
那天我加班回来晚，进门看见韩桂华坐在沙发上没开灯。
我吓了一跳，问她咋不开灯。
她坐在黑暗里，说：“外面下雨了，我等你呢。”我摸到灯开关，亮了。
她揉了一下眼睛，去厨房给我热饭。
那天晚上，她给我煮了一碗面，卧了个荷包蛋。
窗外天彻底黑了。
列车员推着小车经过，吆喝着卖瓜子方便面。
我什么也没买，只是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便利贴的边角，指腹轻轻摩挲着上面那四个字。
“好好吃饭。”那字迹的潦草程度，怎么看都不对劲。
她教书二十多年，粉笔字板书拿过奖。
就算再着急，也不会写出这么歪的字。
除非，她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手抖得厉害。
我把手机掏出来，打开相册翻她的照片。
才发现手机里她的照片少得可怜。
除了几张过年过节拍的合照，几乎没有单独给她拍过一张。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很久，又放了下来。
04
到江城是第三天傍晚。
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下。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看我没精打采的，多问了一句：“出啥事了？”我说没事，出差。
她也没再问，给我一把钥匙，客房门上贴着303。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台电视，一台空调。
窗户朝着马路，车流的喇叭声一阵一阵的。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肚子咕咕叫，才想起一天没吃东西了。
下楼在巷口吃了一碗牛肉面，又买了一瓶水，回了房间。
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一直是黑的。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早上，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了。看了一眼屏幕，凌晨五点十八分。来电显示：董姨。韩桂华的妈。
我愣了两秒，接起来。
电话那头是董姨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一夜没睡，又像是哭过很久：“建国，你……你在哪儿？”我说我在外地。
她沉默了几秒，忽然带着哭腔喊了出来：“建国，桂华出事了……她出车祸了，你快回来，你必须回来照顾她一辈子！”
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咋回事？出什么车祸了？她人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的董姨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她……她昨天去火车站，在路口被一辆货车撞了……救护车拉走的，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医生说……医生说可能不行了……”她的声音到最后几乎听不清，只剩下呜咽。
我握着手机，整个人像被定住了。
窗外天亮了一点，路灯还亮着。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
韩桂华不是刚结婚吗？
她不是跟那个姓杨的在一起吗？
怎么会出车祸？
她为什么会在火车站？
“阿姨，”我尽量稳住声音，“那个姓杨的呢？杨俊楠呢？他在哪儿？”
董姨听到这个名字，突然哭得更厉害了：“你别问了，你赶紧回来吧。求你了，回来吧。”
电话挂断了。
我坐在床沿上，握着手机，半天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我回过神来，开始收拾东西。
把换洗衣服塞进包里，又把那张便利贴从夹层里取出来，放在贴身的衬衫口袋里。
下楼退了房，老板娘还没醒。
我把钥匙放在柜台上，出了旅馆的门。
清晨的街面上没什么人。
我站在路边，看着一辆出租车远远驶过来，伸手拦下。
司机问去哪儿。
我说：“火车站。”他又问：“坐哪趟车？”我说：“回程的，越快越好。”
车开出去，我靠在车窗上，看着江城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街边的早餐店开始摆摊，油条下锅的声音，蒸汽从蒸笼里冒出来。
这一切明明那么平常，离我那么近，可我又觉得什么也看不见，听不清。
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董姨说的那句话：“你必须回来照顾她一辈子……”她都已经再婚了。
她的丈夫是那个叫杨俊楠的男人。
她出了事，为什么不是杨俊楠回去照顾她？
为什么要找我？
一个已经跟她没有关系的人。
这中间，到底藏着什么事？
05
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我一路没有合眼。
下火车打了车直奔医院，在急诊楼外面跑了一截路。
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冲得人鼻子发酸。
我找到护士站，报了韩桂华的名字。
护士翻了翻登记簿，指了方向：“ICU，三楼，左拐。”
我坐电梯上了三楼。
走廊尽头，灯亮着。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长椅上，弯着身子，头低着，仿佛缩成一团。
是韩桂华的妈，董姨。
我走过去，她抬起头看见我，嘴一瘪，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她张了张嘴，没能说话。
我坐到她旁边，手心冒汗：“怎么样了？”
董姨抹了一下眼睛：“还在里面。医生说……脾脏破裂，肋骨断了三根，脑子里也有出血，还没脱离危险。”她的声音很轻，像不敢说大声，怕被谁听到。
我垂下头，盯着地板上的瓷砖缝。
董姨忽然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建国，是妈不好，是妈对不起你……当初不该让桂华瞒着你的。”我心里一跳：“瞒什么？”
董姨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病房的门开了。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走出来，手里夹着一摞病历：“韩桂华的家属在哪？”董姨赶紧站起来。
医生压低了声音，说了几句。
我听得见却听不太清，像是说情况不太乐观，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董姨的眼泪又涌出来，整个人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我伸手扶住她。
她抓住我胳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建国……医生说让家属签字，准备手术。桂华的签字，我不行，你是她丈夫，你来签吧。”我说：“我们已经离婚了。”董姨愣住，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她松开我的手臂，慢慢蹲下去，捂着脸哭：“那你就不管她了吗？”
我站在走廊里，手垂在身侧。
头顶的白炽灯嗡嗡响着。
我低头看着这个蹲在地上哭成一团的老太太。
她以前是一个特别利索的人。
逢年过节，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给雅静织毛衣，给我包荠菜馅饺子。
现在她蹲在医院走廊的地板上，哭得像一个迷了路的小孩。
我蹲下去，把她扶起来：“阿姨，我没有说不管她。”她抓着我的手，指节发白：“建国，妈求你了，你签。”
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名字那一栏，笔尖悬了一会儿，然后落下去。
张建国。
写完之后，我把笔还给护士。
她看了一眼签字栏，又看了看我：“你是患者的丈夫？”我说：“前夫。”护士没再多问，拿着单子走了。
走廊里又安静下来。
我坐在董姨旁边，看着她。
她一直在发抖，两只布满老年斑的手在膝盖上绞着。
我掏出烟，往走廊那头走了几步。
推开通往阳台的门，外面的风灌进来。
我点了烟，吸了一口，吐出去。
烟雾被风吹散。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医院大院里亮着的路灯。
一辆救护车鸣着笛从大门开进来，红蓝灯光扫过窗户。
我想起韩桂华，想起那个大红的裙子，想起那个叫杨俊楠的男人。
她到底要干什么？
她为什么又要去火车站？
那天她包里那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又是怎么回事？
06
签完字之后，我守在手术室外面。
不知道过了多久，里面亮着的红灯灭了。
主刀医生走出来，揉了揉眼睛：“手术做得还算及时，暂时保住了命。但是后续还要观察，特别是颅脑这一块……你们家属先准备些住院费吧。”董姨问：“大概需要多少？”医生说：“先准备个十来万吧，后续治疗不好说。”
董姨站在那儿，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一个字。
我掏出手机：“我去取钱。”董姨一把拉住我：“建国，你的钱……你的钱不是都……”话说到一半，她停了。
我没理她，走到安全通道里，用手机银行查了一下自己的存款。
然后我愣住了。
我的卡上多了一笔钱。
五十万。
转账时间是在五天前，也就是我和韩桂华离婚的那天下午。
转账备注里写着一行字：“好好生活，对不起。”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我退出页面，又打开，又退出。
那行字还在。
我手指僵硬地在屏幕上划拉了半天，找到转账人的信息。
户名被隐藏了，只显示一个陌生银行卡号。
我蹲在楼梯间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她哪来的五十万？
她一个中学老师，每个月工资四千多。
就算省吃俭用一辈子，也攒不出这么大一笔钱。
她为什么要转给我？
离婚那天，她为什么又要把钱打到我卡上？
我蹲在地上，面前是楼梯间的水泥台阶，一只爬过的潮虫慢慢从缝隙里钻出来。
我看了那只虫子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四个字：“好好生活，对不起。”我把手机熄屏，站起来。
走回ICU门外时，董姨还坐在长椅上，头靠在墙上，闭着眼。
我走过去，低声问：“住院费的事我来想办法，你不用担心。但我问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
董姨睁开眼，看着我。我问她：“桂华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她为什么要跟我离婚？转到我卡上那五十万是哪来的？”
董姨的嘴唇动了动，好半天，说了一句：“建国，妈不能跟你说。桂华说，要是让你知道了……她说你会出事的。”
我蹲下来，蹲在她面前，视线跟她平齐：“阿姨，我已经签了手术同意书了。我现在是她的家属。你要是不告诉我实话，我没法帮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董姨看着我的眼睛，两行泪顺着法令纹往下淌。
她伸出手，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是一张检查报告单，上面写着“韩桂华，女，45岁”以及一项诊断结果：恶性肿瘤待排，建议至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我拿着那张单子，手在发抖。
诊断日期是半年前。
半年前。
她早就知道自己身体出了问题，然后开始闹离婚，开始跟我吵，开始变成另一个人。
我把单子折好，放进口袋里。
转过身，面朝窗户。
窗外是凌晨的医院大院，路灯还亮着，一辆三轮车拉着蔬菜从侧门进来。
我站在窗前，觉得窗外的路灯，像是一个个巨大的白色眼球，正在看着我的脊背。
07
那天后半夜，走廊里来了一个男人。
他穿着深灰色的外套，头发乱糟糟的，像是跑了很远的路。
站在走廊那头，远远地朝病房方向望了一眼。
我本来坐在长椅上打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转身就要走。
我认出来了。
照片里的那张脸。
杨俊楠。
我站起来，喊了一声：“杨俊楠。”他停住了，没有回头，肩膀微微绷紧。
我走过去，声音有点发干：“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他没有动。
走廊里的白炽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过了一两秒，他缓缓转过身来。
他的眼睛红了，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像是好几天没睡。
“你就是我姐的前夫？”他开口，声音沙哑。
我愣了一下：“你姐？”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又塞回去。搓了搓手指，才开口：“我就是她弟。亲弟弟。”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她哪来的弟弟？”
他说：“从小送给别人养了。姓杨，跟着养父母家姓。前几年才找到她。”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声音更低了：“姐夫，对不起。这件事，我从头到尾都知道。跟你演戏，也是她求我的。我本来不想答应，实在看不下去她一个人扛，才答应帮她。但我没料到你会这么痛苦。”
“我痛苦不痛苦先不说。”我盯着他，“你姐那天去火车站，是要去哪儿？”
杨俊楠垂下眼，沉默了一会儿：“去北京。”
“去北京干什么？”
“手术。”他抬起头，眼圈更红了，“姐查出那个病之后，就瞒着所有人。就告诉我一个。她怕治不好，怕连累你，怕拖累雅静，怕把一个好好的家拖垮。所以趁那个病还没决定是死是活的时候，她做了两件事。第一，跟你离婚，让你死心。第二，把我叫来，演一场戏，让你彻底觉得她是个坏女人。然后她一个人去北京做手术。成了，她悄悄回来。败了，她也不用拖累任何人。”
他越说越快，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说到最后几个字，声音都变了调。
我站在原地，觉得自己的脚像是被钉子钉在地板上。
好半天，我才找回声音：“那五十万呢？她哪来的？”
杨俊楠眼眶更红了，他低下头，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那是爸欠债的窟窿，姐想办法填的。她怕高利贷找上你的门，才趁离婚那天全部转给你。她说这样就算她出了什么事，你那笔钱还能兜住家里的底。”
“你爸欠债？韩叔？”我嗓子干得冒烟，“他怎么会欠那么多钱？”
杨俊楠苦笑了一声：“被人下套了。在牌桌上认识几个‘朋友’，先赌小的，再赌大的。等他想收手，已经来不及了。姐发现的时候，利滚利已经三十多万了。她怕你知道，怕你去找那些人拼命，怕搭上你自己。”
我靠在墙上，后背贴着冷冰冰的瓷砖，一句话也说不出。
走廊尽头的窗户没关紧，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带着初春夜晚的凉气。
杨俊楠站在我面前，低着头，手垂在身侧。
我们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我问他：“你姐的手术，那边医院联系好了吗？”他说：“联系好了。北京那边的医生已经看了她的检查报告，说可以做手术，有希望。她准备先去那边住院，再把情况稳定下来告诉你。没想到……”
他没有往下说。我也没有再问。
08
韩桂华的手术很顺利。
第三天下午，我终于在她的病床边坐下了。
她醒过一次，眼睛睁开，第一眼看到的是我。
她愣住了。
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眼泪先流了下来。
“对不起……”她的声音又轻又哑，像一只沙哑的布谷鸟。
我坐在床边，拿着棉签蘸水，替她润嘴唇。
转过头，不看她的眼睛：“行了，什么也别说了。等你好了，咱们把证重新领回来。”她别过头，泪水顺着眼角往下淌，浸透了枕头。
我没有给她递纸巾，我知道她不想让我看见她的脸。
病房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
窗外有阳光照进来，落在窗帘上。
我就坐在床边，手里的棉签换了一根又一根。
她哭她的，我没有劝她。
我知道她憋了太久。
半年了，她憋着病，憋着债务，憋着所有事情的真相，憋到把自己推上一辆去北京的火车，又把自己推进了医院。
现在，总该让她哭出来了。
第二天傍晚，我去韩叔家。
进门之后，老人坐在客厅里，佝偻着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
桌上放着一个药盒，散着几颗。
他看到我，没说话。
我走过去，在沙发边坐下。
他看了我几秒钟，嘴唇动了动，咳了一声：“建国，我对不起你。”
他从棉袄内袋里摸出一张纸，皱巴巴的，边角都磨破了。
是借条。
白纸黑字，上面按着一个红手印。
借款人：韩德厚。
借款本金：二十万。
下面是利息的算法，密密麻麻几行小字。
韩叔的手一直在抖，把那张纸递给我：“那些人说了，利息每天滚。我算不清楚……但桂华把她的卡拿走了，她说是帮我还。她那天还叫我去她那儿吃饭……她给我包了我爱吃的韭菜馅饺子……”
老人说不下去了，手背青筋暴起。
他把脸别过去，用力地抹了一把眼睛。
我坐在那里，看着那张借条。
上面的数字和日期，像一盏盏熄灭了的灯，在我脑子里挨个亮起来。
“韩叔，这账，我跟桂华一起想办法。”我把借条叠好，放在口袋里，“你身体不好，别操心这些事了。”老人没有说话，肩膀颤了很久。
回医院之后，我在楼梯间抽了好几根烟。烟雾往上飘，天花板上的灯管时明时暗。我从来不觉得烟呛，这一刻忽然觉得喉咙里火辣辣的。
09
第三天上午，我按着从韩叔那里要来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两声，一个粗哑的男人接起来：“哪位？”我说：“我是韩桂华的家属。她那笔账，我想跟你谈谈。”
对方沉默几秒，笑了一声：“哦，那个娘们儿的家属。她人呢？”
“她住院了，账我来接手。”
他说了一个地名。
城南巷子里的一个棋牌室。
我挂了电话，去银行预约取款，又回了一趟家，从一个旧鞋盒里翻出一张存折。
那是早几年刮台风，我在县城给韩桂华买的一处小房子，后来一直没往外租。
挂了二手房中介的电话之后，我没有立刻出门。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点了一根烟。
烟雾模糊了面前茶几上那张便利贴的轮廓。
我看了它很久。
然后把它拿起来，重新放回衬衫口袋里。
中午，我到了棋牌室。
推开门，烟味混着茶叶味扑面而来。
靠窗的桌子边坐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光头男人，戴着金链子。
我走过去，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韩桂华的家属？她男人？”我说：“前夫。”
“前夫？”他笑了，“前夫来还什么钱？她新老公呢？”
我没接他的话，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本金在这里，利息我也备好了。以后这笔债一笔勾销，别再去找她的家人。”光头男人愣了一瞬，顺手拿起纸袋掂了掂。
又翻了翻里面的一沓钱，拇指一弹，嘴角扯了扯：“行，都还清了，谁还去纠缠她啊。老哥你放心，咱们出来做事的，讲信用。”
我转身走出去。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我再问你一句，韩德厚在牌桌上欠的钱，是不是你们设的局？”光头男人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随即又浮上来：“话可不能乱说，老哥。一个愿赌一个愿输，他自己坐上去的牌桌，没人拿刀架他脖子上。”我看了他几秒，然后推开门，走进太阳底下。
外面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站在巷口，抬头深深吸了一口气，把心里那口一直堵着的闷气，慢慢吐了出来。
晚上回医院，杨俊楠在走廊尽头等我。
他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看见我过来，把烟收起来：“姐夫，还清了？”我点头。
他沉默了一下，低声说：“我爸在牌桌上认识的那个‘牌友’，叫赵五，就是那个光头手底下的人。他们是同一个团伙，专门做套，找人下套。我爸是退伍老兵，人老实，在牌桌子上坐了三回，第三回就出不来了。”我听完，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杨俊楠又站了片刻，像是想再说点什么，最后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慢慢消失在走廊尽头。
10
三年过去了。
韩桂华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手术之后，她回学校重新带了课。
我每天下班之后，都会骑着电动车去学校门口接她。
有时候去早了，就坐在学校大门对面的花坛边上，抽一根烟，等她放学。
她推着自行车出来，远远看见我，脚步会快一些。
到了跟前，她把自行车锁上，坐到我的电动车后座，一只手轻轻搭在我腰上。
“今天累不累？”她问。
“不累。”
“累就歇两天，别老来接我，我又丢不了。”
我不说话。
隔天还是一样去接她。
韩桂华没再提过离婚的事。
我也没有提过。
日子像水一样流过去，平静，寡淡，没有什么起伏。
有天傍晚，我把车停在街口红绿灯前等着。
风从街口灌过来，吹着人脸的汗，热烘烘的。
韩桂华坐在后座上，忽然问了一句：“建国，你知道那天我为啥在火车站门口站了那么久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进站之前，绕到你单位门口，站了一会儿。我看见你从二楼下楼，在门口伸了个懒腰。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这趟走了，回不来了，至少我看你最后一眼了。”
我握着车把的手紧了紧。红灯跳成绿灯。我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上车吧，回家。”
电动车缓缓启动，拐上回家的路。
风吹过街边的梧桐树，光影在路面上晃来晃去。
韩桂华的手搭在我腰上，轻轻抓了一下我的衣角。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对了，雅静说下周回来吃饭。”
我说：“好。”
她又说：“她想吃我做的红烧肉。”
我说：“你给她做，我负责买菜。”
她没有再说话。车拐过最后一个弯，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落在两个人的肩上，影子在街道上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