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湖南湘乡唐家坨，78岁的文涧泉放下锄头，越想越不是滋味。田里推行密植，有的地方甚至把秧苗插得过于紧密，他凭几十年种田经验提出疑问，却被说成“经验主义”，甚至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
这位老人没有写长篇申辩，也没有托人求情。他做了一个让家人意外的决定：独自去北京，找毛泽东当面问清楚。家人担心他年事已高，可文涧泉脾气一上来，谁也劝不住。
文涧泉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远亲。他出生于1881年9月26日，父亲文玉瑞是毛泽东的亲舅舅，因此，他是毛泽东的嫡亲表哥。两人相差12岁，毛泽东小时候在外婆家生活时，常跟着这些表兄弟一起玩，习惯称他为“十一哥”。
文涧泉只读过两年书，成年后长期务农。1927年1月，毛泽东回湘乡考察农民运动，文涧泉受到影响，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两人一度失去联系，他仍回到田间劳作，靠土地养活一家人。
新中国成立后，文涧泉得知表弟成了国家主席，便写信谈乡情，也替同宗亲友请求工作。毛泽东收到信很高兴，详细询问唐家坨的情况，却没有答应托关系安排工作。1950年5月7日，他回信说，文凯应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自己“不便直接为他作介”。
这件事很能说明毛泽东对亲友的态度。话可以叙，旧情可以讲，但工作不能靠私人关系安排。后来，他还专门提醒家乡有关方面，文家亲戚也必须服从地方管理，勤耕守法，不能因为是亲属就获得特殊照顾。
不过，毛泽东并不排斥亲友反映乡间实情。文涧泉性格直，见到什么就说什么，既不会讲大道理，也不懂官场规矩，却熟悉庄稼、土质和收成。这样的乡亲，在毛泽东那里有特殊价值，因为他们说的是田里的真话。
1951年5月，文涧泉和文运昌等人进京，在中南海丰泽园见到毛泽东。饭桌上没有复杂礼节，谈的多是家乡旧事、亲友近况和乡间变化。此后，文涧泉前后七次到北京，是文家兄弟中进京次数最多的人。
他也常提出一些看似琐碎的要求。一次，他看见韶山来的乡亲穿上了新衣服，低头看看自己的旧衣裳，便让毛泽东给他做一件长袍。毛泽东没有答应，说布票有限，不能随意增加开支，但随后拿出自己穿过的一件旧袍送给他。
文涧泉还提出过想到上海游览、坐飞机回乡。毛泽东都没有批准，理由很简单：国家正在建设，能坐火车就不必坐飞机。文涧泉不服气地说：“你是国家主席，难道还买不起一张飞机票？”毛泽东解释，主席更应该带头节约。见表哥脸色不好，临行前又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作路费。
这些小事里，有亲情，也有原则。毛泽东不会因为文涧泉是表哥，就答应所有请求；文涧泉也没有因为毛泽东身居高位，就把话说得圆滑。他们之间保留着乡亲亲戚的相处方式，能争几句，也能很快和好。
1959年的进京，却比以往都难。文涧泉没有提前联系，到了北京后住进招待所，多次来到新华门，都被卫兵拦下。他解释自己是毛主席亲戚，仍然无法进入。打电话询问时，又得知毛泽东正在外地视察。
这一等，竟然等了半年。文涧泉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便再次来到新华门。卫兵仍不放行，他索性坐在门边等候，认定毛泽东总要从这里进出。
不久，一辆汽车驶出。毛泽东看见坐在门旁的表哥，立即让车停下，把他接进中南海。毛泽东问：“十一哥，来了多久？”文涧泉答：“几个月了，住在招待所，睡门板。”这句话带着明显的怨气，毛泽东马上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文涧泉把密植问题一股脑说了出来。他认为，土地肥力有限，秧苗插得过密，既争肥，又不便除草，未必能够增产。自己提出不同意见，却被批判为“经验主义”，实在想不通。
毛泽东没有打断，只是认真听着。文涧泉说：“如果是你让这样搞，那就是错了；如果不是你让的，就该纠正。”这话直截了当，甚至有些冲，但毛泽东知道，表哥不是为了争权，而是从田地和庄稼出发。
听完后，毛泽东表示要让有关方面调查研究，并认可合理密植才符合实际。随后，他安排人给文涧泉换了住宿。文涧泉住了几天，气消了，便准备回乡。临行时，毛泽东还故意问：“孙子写信来了？”两人相视而笑，先前的不快也随之散去。
1961年7月，文涧泉再次进京，向毛泽东谈起农村生活和儿童教育。那时国家经济仍很困难，农村群众生活压力较大。毛泽东要求他们回去后继续写信，把基层情况如实反映上来，并谈到可以通过农校、夜校等方式，让农民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学习文化。
1962年，文涧泉第七次到北京。此后，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便很少再远行。1967年，这位一生守着湘乡土地、敢于当面向国家主席提出异议的老人，在家乡去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