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上班20年了，今天告诉大家：现在的艾滋病，真的是太多了
这句话并不是为了博人眼球，而是我作为一个在感染科坐诊了二十年的老医生，从无数张化验单、无数次关上的诊室门背后，得出的最无奈的结论。
二十年前，我刚进传染病医院的时候，如果科室里收治了一个艾滋病患者，几乎全院的医生都会暗自紧张，大家甚至会穿戴上最严密的防护装备才敢进病房。那时候，这个病离普通人很远，似乎只存在于特定的边缘人群里。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上个月的一个周二，我的诊室里来了一对父子。父亲老赵今年68岁，是个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穿着洗得发白的带领POLO衫，戴着老花镜，看着非常斯文。儿子在本地一家银行当高管，请了假专门陪父亲来看病。
老赵的症状是反复低烧，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伴随着慢性的腹泻，整个人瘦脱了相。之前在社区医院当成普通的肠胃炎和感冒治，吊了半个月的水，一点起色都没有。
儿子扶着老赵坐下，把厚厚一沓病历放在我桌上，语气里满是焦虑，问我他父亲是不是得了什么隐藏的肿瘤。我仔细看了老赵的舌头，上面覆着一层厚厚的白斑，那是口腔念珠菌感染，通常只在免疫力极度低下的人身上才会出现。出于职业敏感，我给他开了一套全面的血液检查，里面包含了HIV抗体初筛。
下午，化验室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我的座机上。放下电话后，我看着系统里传来的报告，那个红色的“+”号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让护士把老赵的儿子单独叫到了走廊尽头的谈话室，当我把初筛结果告诉他，并解释还需要疾控中心做确证实验时，那个三十多岁的银行高管愣住了。他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疯子，随后涨红了脸，声音有些发抖地反驳，说他父亲是个退休教师，丧偶五年了，平时连牌都不打，每天就是去公园下下棋，怎么可能得这种脏病。
我没有反驳他，这种家属的崩溃我见得太多了。我只是让他去安抚好父亲，等确诊报告出来。三天后，疾控中心的报告证实了我的初筛结果。
这一次，我单独留下了老赵。诊室的门关上后，外面的嘈杂声被隔绝开来。老赵看着我平静的脸，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干瘪的嘴唇微微颤抖。我没有用复杂的医学术语，只是委婉地告诉了他的病情。
那位教了一辈子书的老人，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大喊大叫，也没有哭泣，他只是深深地把头埋进了粗糙的双手里。
在长达十分钟的沉默后，老赵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向我讲述了一个连他儿子都不知道的秘密。老伴去世后，儿子工作忙，孙子也上了全托班，他一个人住在那套空荡荡的老房子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有天傍晚，他去离家两公里外的城中村老街买降压药，路过一家闪着粉色灯光的小理发店。一个化着浓妆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喊了他一声“老大哥”。
就那一次，仅仅就那一次他就感染上了艾滋病。老赵说，他不是贪图什么，那一刻他就是太孤独了，那女人拉着他的手时，他觉得屋子里总算有了点活人的热气。但他不知道，那短暂的荒唐，换来的是摧毁免疫系统的病毒。
老赵的故事不是孤例，这几年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在悄然攀升。他们有退休金，有大把的时间，却极度缺乏陪伴，生理和心理的空虚让他们很容易走向那些廉价、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边缘场所。
而在我接诊的所有患者中，最让我感到窒息的，是像李姐这样的人。
李姐今年45岁，在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做理货员。她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劳动妇女的模样，手掌粗糙，头发随意地用个黑色皮筋扎在脑后，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但明显已经穿了很多年。她是因为严重的带状疱疹入院的。那些水泡沿着她的腰部长了一大片，疼得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在常规的入院血液筛查中，李姐被查出HIV阳性。
当我把结果告诉她时，她满脸茫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HIV。我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向她解释这是一种破坏免疫系统的传染病。她听完后，第一反应是问我：“这病治起来贵不贵？能不能用医保？我儿子明年就要考大学了，家里不能花太多钱。”
我强忍着心里的酸楚，告诉她国家有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政策。然后我问她，平时有没有接触过血液，或者配偶有没有什么异常。
李姐连连摆手，说她就是一个本分人，每天除了超市就是家，连手指头破了都舍不得买创可贴，只用纸巾随便裹一下。至于丈夫，是个泥瓦匠，这几年一直跟着工程队在外省的工地上干活，一年也就过年回来住半个月。
“林大夫，您是不是弄错了？我这辈子，就只有我老公一个男人啊。”李姐的眼神清澈而委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