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李宗仁回忆录》、《湘江战役研究》、《湘江战役：中央红军长征的悲壮史诗》、《湘江战役：红军长征最惨烈一战》、王增勤《陈济棠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让道"之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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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华民国前代总统李宗仁寓居美国期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在"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襄赞下，开始亲自口述他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
这一年，李宗仁67岁。
从广西桂林走出来的桂系首领，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中华民国最后一任代总统——这些头衔，在纽约的公寓里，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
他所拥有的，只剩下记忆，和对那段岁月无法割舍的判断。
口述进行到某一段落，话题转向了长征。
李宗仁谈到那段以数十万兵力追击三万残部、却始终没能将对手留住的往事，沉默片刻之后，说出了一段让唐德刚后来反复回味的话——
他说，中央红军长征能够成功，蒋介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可忽视。
这话落在纸上，份量极不寻常。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是真正与红军在战场上打过交道、输赢都经历过的对手。
究竟是怎样的事实，让这位与蒋介石斗了半辈子的人说出这番话？
当李宗仁在纽约的公寓里把这段话讲出来的时候，他手边没有任何文件，记忆里装的是一场时隔二十多年的大博弈。
【一】血染湘江——8.6万人走进去，三万人出来
广西兴安有句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讲的就是红军最惨烈的一战——湘江战役。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踏上战略转移之路。
在长征出发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计各部队人数，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4693人、罗迈纵队9853人，共计86859人，统称8.6万余人。
这是一支浩荡的队伍。
但从踏出于都河的那一刻起，这支队伍就没有停止流血。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
前三道封锁线打通之后，红军减员已近两万两千人，但沿途亦有所补充。
来不及休整，第四道封锁线已经张开了口。
11月中下旬，红军西行至湘桂边境，即将到达湘江。
湘江是中央红军西去湘西的必经之路，也是前进道路上的一道天险。
1934年11月下旬，蒋介石调动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在湘江附近部署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用16个师77个团约30多万兵力形成围堵之势，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域全歼红军。
蒋介石调集25个师沿湘江构筑了对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第四道封锁线，其中湖南的何键的湘军负责北段，广西白崇禧的桂军负责南段。
北面湘军要坚决消灭对手，南面桂军则在打着另一套算盘。
战斗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之间打响，五天五夜，三处阵地同时燃烧。
在新圩阻击战中，为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红三军团第五师坚决执行"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到四天"的铁令。
在这次战斗中，红十四、红十五团指战员在敌我兵力悬殊的不利情况下，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红五师参谋长、红十四团团长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都英勇牺牲，红十五团团长、政治委员和红十四团政治委员均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
脚山铺方向，北面红一军团仅在觉山铺用阵地战硬顶着湘军的进攻就损失6000人。
这是一支以机动见长的劲旅，在这里却只能用血肉死撑，因为一旦移动，湘江渡口便会失守，军委纵队便会全军覆没。
最惨烈的，是殿后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于12月1日傍晚，成功掩护包括中央领导机关在内的中央红军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但随后渡江道路被全部切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余部被阻于湘江东岸。
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突围无望之际，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
醒来后，陈树湘乘敌不备，断肠牺牲，时年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红五军团三十四师6000余人全军覆没，史称"绝命后卫师"。
湘江水，染红了。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初，红军在广西全州等地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决战，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关于湘江战役的具体减员：新圩阻击战损失2000余人，脚山铺阻击战损失3000余人，光华铺阻击战损失1000余人，约计7000人。
后卫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两支部队大部牺牲，约6000人。
另少共国际师由7000人锐减至2700余人，红五军团损失过半，红八军团减至1000余人，红九军团减至3000余人。
这是长征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翻过这道坎，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但一个问题始终悬在空中——三万残部，面对仍有数十万之众的追堵大军，凭什么能继续往西走？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湘江两岸各方势力的算盘里去找。
【二】蒋介石的双线棋局——"借剿共以收复西南"
很多人提到长征，第一反应是红军以弱克强、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
这固然是真的，但有一个背景层面上的问题容易被忽略：追击红军的那支庞大队伍，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载称，长征其实是他的计谋，剿共为名，收复西南是实，国家团结了，才可以抗战。
中国那个时候是军阀割据的时代，蒋介石无法控制整个中国，仅控制了中国的几个沿海省份。
蒋介石一直在思考应对之策，他提出了一个策略：以"剿匪"为名，在西南地区建立国民政府的控制基础，即"借剿共以收复西南"。
这话透露的信息量极大。
追剿红军，固然是既定目标，但在蒋介石的眼中，这件事同时还有另一重价值——借着中央军追击的由头，合法合理地把军队开进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逐步将这些长期游离于南京中央政府管辖之外的省份纳入掌控。
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东部，占领黎平。
贵州军阀王家烈一面担心蒋介石借机吞并贵州，一面希望尽快击退红军使其早日离境。
蒋介石早就有心收拾西南各省的地方势力，红军长征正好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派中央军追击红军进入西南各省，顺便将这些地方军阀一一收拾。
西南各省军阀对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心里明镜一样。
桂系军阀的反应最具代表性。
湘江之战时，广西白崇禧的桂军希望红军尽快通过，以避免蒋介石的"驱虎吞狼"之计进入自己的地盘。
1934年11月21日，白崇禧以红军小股部队攻击恭城县龙虎关为借口，大举回防，让开了兴安县界首到全州之间的湘江防线，却没有红军接近湘江。
这个细节在整个湘江战役里极为关键。
11月27日，红一军团前锋终于到达湘江渡口界首，因为没有桂军防守，遂立即占领。
正是在这个短暂的空窗期内，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通道才得以打开。
白崇禧放开湘江防线，说到底并不是因为同情红军，而是不愿意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跟着红军一起钻进广西，替他"清场"完之后顺便把广西也接管了。
在桂军眼里，红军固然是麻烦，蒋介石的中央军更是危险。
1935年春，蒋介石在西南停留二百余天，改组了贵州省政府、控制黔省军政，建立国府在西南的滩头堡，同时积极拉拢四川、云南主政者，奠下了中央权威及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还策定四川作为未来对日战争的根据地，大力推动川省各项建设工作。
这个结局，恰好印证了西南军阀们最担心的那个场面——蒋介石借追剿之名，在西南站稳了脚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红军大部队离开四川，1935年10月初，蒋介石也离开四川，随后在11月1日成立重庆行营，由顾祝同任行营主任，重庆行营辖区为川、康、滇、黔和西藏。
所有西南各省军队，重庆行营都以蒋介石名义进行指挥；
所有各省区民、财、建、教都在其控制之内。
红军往哪里走，蒋介石的中央势力就往哪里跟。这是一场以追剿为外壳、以统一西南为内核的双线操作。
各路军阀心里都有这本账，所以对"全力围剿"这件事，始终存着三分保留。
这种保留，在客观上给红军留下了喘息的空间。
【三】粤军陈济棠的"借道"密局——一场改变长征命运的秘密谈判
如果说桂军放开湘江防线是一种消极应付，那么粤军陈济棠与红军之间的那场秘密谈判，则是长征初期一个更主动、也更决定性的历史细节。
这件事在数十年里被严密封锁。
这次谈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凭证，陈济棠是死不承认，红军方面也一直严守这个秘密，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老革命家何长工的回忆录出版，这段历史真相才被世人所知。
故事要从1934年的夏秋之际说起。
1934年7月，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双方关系。
9月，陈济棠又派人送信给中革军委，表示愿与红军谈判。
朱德、周恩来认真分析形势，认为这是一个确定突围方向的好机会，便决定以朱德名义复信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等事项举行秘密谈判。
陈济棠主动伸出的这根橄榄枝，背后藏着极为清醒的算计。
陈济棠担心蒋介石借红军来削弱他的势力，或者借"围剿"红军的机会进入广东。
和白崇禧一样，他最害怕的不是红军穿境而过，而是中央军跟着红军的脚步进了广东、进了他的地盘。
红军方面这边，形势已极度危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日益缩小，突围向南线方向走是最现实的选择，而南线正是陈济棠的防区。
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最佳突围方向，正是陈济棠防守的南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于陈济棠主动伸过来的橄榄枝，正是求之不得。
1934年10月6日至9日，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何长工与粤军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在江西会昌县筠门岭的罗塘村进行秘密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
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积累了丰富的谈判经验；
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粤军情况非常熟悉，无疑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
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由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
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以及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
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
协议达成后，陈济棠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
陈济棠一方面要做样子给蒋介石看，于是表面上缓慢地修建军事设施，一方面又不能真的开打，于是规定不得与红军交战。
据记载，粤军还向红军赠送了大批弹药。
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就是靠着陈济棠防区这条提前疏通好的通道，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为长征初期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一段历史，长期不为外人所知。
但它的存在，深刻改变了长征第一阶段的走向。
没有罗塘谈判，红军撞上粤军主力防区，伤亡代价将会大得多，能否积攒足够的体力和兵力撑到湘江，都是未知之数。
【四】遵义城里的三天——一场改变走向的会议
湘江之战打完，人们在清点伤亡的那一刻，整个红军上下都沉默了。
8.6万人出发，3万人渡过了湘江。
这意味着，整整五万多人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这不是战败，是惨胜。红军赢了，但赢得触目惊心。
湘江战役后，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当时军事指挥错误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左"倾中央最高负责人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导致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伤亡惨重的最主要原因。
博古、李德不顾战事的变化，执意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加上甬道式、大搬家式的行军，坛坛罐罐太多，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
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面临双重困局：外部，几十万追兵仍在身后；
内部，继续往湘西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已经暴露，蒋介石早已在湘西方向重兵布置，那是一条死路。
渡过湘江后，中央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决定转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行进。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初，红军先头部队抵达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伟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随后，在行军途中，成立由伟人、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屋外寒冬腊月，屋内的火盆虽难以驱散寒意，但伟人洞若观火的发言让与会者心头滚烫。
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按照常理来说，遵义会议的决议要通过共产国际的首肯才能算数，因为当时党在上海的电台遭到破坏，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所以这次会议是独立自主开了一场会议，从此确定了伟人在党和红军领导中的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三天会议，颠覆了长征的走向。
在此之前，红军走得被动、拖沓、血流不止；在此之后，一切开始不同。
遵义会议后，红军踏上了四渡赤水的征程。
没有人知道，当伟人在遵义重新拿起军事指挥权之后，接下来那几个月里将会发生什么样匪夷所思的事情——
而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又将经历一次令他目瞪口呆的军事戏弄。
当那道追击命令从贵阳发出、几十万大军按部就班地扑向赤水河沿岸时，没有任何人预料到，这支三万残军即将走出一招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