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沈阳军区大院里，陈锡联不在司令部，而是在辽宁营口县桥镇公社和平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天，他突然接到军区电话：“快回来，政委不行了。”电话里的语气很急，没有多余解释。
陈锡联立即赶回沈阳。躺在病床上的赖传珠，已经出现严重黄疸，确诊为急性黄疸萎缩性肝炎。陈锡联赶紧设法联系北京和军内外的医学专家，希望集中力量抢救这位共事多年的老搭档。
两个人的关系，早已不是普通的上下级。
1959年，陈锡联接到调令，离开长期负责的炮兵部队，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同年10月，他到沈阳赴任，赖传珠则担任军区政治委员。一个负责军事，一个负责政治，军区官兵很快用一个简洁的称呼称呼他们：“陈赖首长。”
这种称呼并非刻意仿照解放战争时期的“刘邓”“陈粟”，而是因为两人的配合确实紧密。陈锡联作风果断，重视部队训练和战备；赖传珠熟悉政治工作，善于联系干部和基层。遇到重大问题，两人很少各说各话，而是把分歧摆到桌面上谈清楚。
最能体现这种默契的，是晚饭后的散步。
每天吃过晚饭，两人常在军区大院里边走边谈。当天的工作哪里需要调整，部队训练有什么问题，第二天先办哪件事，往往就在这段路上交换意见。后来，其他常委也陆续加入，散步逐渐成了一个不拘形式的工作碰头会。
没有专门会议室，也没有长篇汇报。
有些事情，反而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谈得更透。赖传珠不摆老资格，陈锡联也不把司令员身份带进每一次讨论。军区领导班子的团结，与这种日常相处方式不无关系。
两人的经历，也有相近之处。陈锡联出生于湖北红安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吃过苦，后来参加革命。赖传珠出身江西吉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的战火。战争年代，他曾三次负重伤，却一直承担繁重工作。
正因为都从基层和战场走来，他们对普通士兵的处境格外敏感。沈阳军区开展部队建设时，既重视军事训练，也重视典型教育。雷锋，就是在这一时期受到军区领导关注的基层战士。
1960年，雷锋入伍后很快被评为“五好战士”和“节约标兵”。1962年，他在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上发言，朴实的经历和鲜明的态度给陈锡联、赖传珠留下深刻印象。
陈锡联曾说，雷锋的童年遭遇与自己有相似之处。雷锋幼年失去亲人，曾给地主放猪，受尽艰难；陈锡联小时候也给地主放过牛，后来因不堪欺压走上革命道路。这样的共鸣，并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来自两人对贫苦出身者命运的切身体会。
会议结束后，陈锡联和赖传珠接见了雷锋。雷锋当时只是班长，赖传珠得知后，曾嘱咐有关部门注意培养这名战士。遗憾的是，相关安排尚未落实，雷锋便于1962年8月15日因公牺牲，年仅22岁。
1963年1月，沈阳军区举行“雷锋班”命名大会。赖传珠题词“永生的战士、光辉的榜样”，陈锡联题词“党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会上，工兵第十团运输连四班被正式授予“雷锋班”称号。
赖传珠还建议推动更大范围的宣传。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事迹由此在全军和全国进一步传播。
这些工作背后，赖传珠一直在透支身体。
1965年8月，总政治部作出安排，除老年和重病干部外，全军排级以上干部分期参加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锡联作为第一批干部，到营口参加社教，使用了抗战时期曾用过的化名“陈池”。
赖传珠没有因此减轻工作。12月，他坚持主持军区会议，连续讲话长达六个小时。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发现他的全身已经发黄。陈锡联接到电话赶回时，病情已十分严重。
“专家能不能尽快到？”陈锡联不断催问。
北京和军内外十几位专家赶到沈阳会诊，但急性黄疸萎缩性肝炎发展迅猛，最终未能挽救赖传珠的生命。1965年12月24日，赖传珠病逝，享年55岁。
噩耗传出后，陈锡联写下悼念文章，称与赖传珠共事期间，始终感到“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这三个“非常”，不是场面话，而是对两人多年合作关系的直接概括。
12月27日，沈阳举行公祭大会，参加者约2500人。之后，赖传珠的骨灰运往北京，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并护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沈阳军区失去了一位政治委员，陈锡联也从此承担起更沉重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