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这次事件的本质是，中国专业运动员体系中，运动员的竞技身份、事业单位身份、商业开发权和退役安置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灰色地带，被他这个中国商业价值最高的运动员之一公开捅了出来。
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六下午，刘翔在个人微博发了一条非常简短的内容：“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配图是二零零四年雅典奥运会他夺冠时的的1363号码布。
刘翔把这样的言论发到公开舆论平台，当然不是为了寻求公众的意见，而是“撕破脸”。不难知晓的是，前期双方的多次谈判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终把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随后上海体育局回应称，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已经与刘翔进行了沟通，拟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及上海市有关运动员退役安置规定，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妥善处理。
但刘翔显然没有接受这个解释，因为在上海体育局回应后，刘翔在评论区直接回了一句：“还依规？这是依的哪一条规？十年了想起来安置我了，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
潜台词是，你不能在涉及我的利益时强调我属于体育系统，在涉及我的责任和安置时又突然让我成为一个需要重新处理的退役人员。
上海方面的解释也显得避重就轻，基本没有正面回应刘翔提出的两个尖锐问题。为什么十多年之后才安置？过去商业广告收益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八月二十六日深夜，刘翔又发了一条微博，进一步回应体育局的说法。大意是“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十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所以让我很迷茫。”
人退役了，但人事关系并没有彻底处理完，而且这一状态持续了十多年。他在这段时间任职是什么暂时无法确认，但基本可以确认的是，他没有按照一个普通在岗工作人员的方式长期坐班。
所以刘翔现在真正不理解的地方，不是“为什么让我当教练”，而是你们十多年都没有要求我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偏偏现在突然要求我二选一。
刘翔
二零一五年四月七日，刘翔正式宣布退役。
结合当时刘翔自己表达的意思来看，他“不想当教练，也不想当体育官员”。但他并不是一个普通退役运动员，同时还是一个巨大的商业资源。
从雅典奥运会开始，刘翔就已经是中国体育商业体系里最重要的明星之一。二零零七年，他的年度商业收入达到约一点六亿元。二零零三年至二零一四年，福布斯统计的相关收入累计约五亿多元。在退役前的伦敦奥运会周期，他依然拥有大量商业合同。
这就不得不进入到整个事件最敏感的部分，刘翔这些年的广告收入到底是怎么分的。现在舆论流行两组数字：
运动员50% + 教练/保障团队15% + 地方体育局20% + 田协/管理中心15%
运动员65% + 教练15% + 地方体育局10% + 田协10%
无论是哪组数字，地方体育局都分其中一杯羹，当然更关键的问题是，地方体育局分这杯羹，一直分到了什么时候。外界可能更愿意相信，你们长时间没有按退役安置的程序，是有其他利益层面的考量。
换句话说，上海体育局需要刘翔的人事关系在局内。
上海给出的两个出路，其一是转职做教练，刘翔本身就没有当教练的意愿，加上他认为自己没有执教经验，突然上岗怕耽误别人，也不是没有道理。
其二是买断，舆论的“刘翔为什么还在乎这点买断费”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以他的资产他当然可以不在乎买断费的多少，刘翔真正纠结的东西是身份。尤其是，过去十多年到底算什么？
上海方面想要使自己掌握舆论的主导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其一、二零一五年，刘翔退役时到底签了什么文件？
其二、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二六年，刘翔究竟是什么人事身份？有没有编制？什么性质？工资怎么发？社保怎么缴？团委副书记身份是否持续？
其三、二零一五年以后，刘翔的商业收入有没有继续向体育系统分成？如果有，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那刘翔评论区的话指的到底是哪一段时期的广告费？
如果上海体育局在之后选择了无视或者刻意绕开这些话题，那么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当年刘翔实际上没有把退役手续完整办完”，因为他太特殊了。
于是大家都觉得可以先缓一缓再处理，刘翔退役了，体育局知道，但没有人真正推动最后的安置手续，双方就按照原来的关系继续维持，十一年下来形成了事实上的“默认状态”。
但是刘翔本身的发言其实已经反驳了这种可能，“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这样的表态更像是说，退役的时候，不是我自己拒绝办理退役安置，而是你们没有让我完成后续程序。
至于原因，至少双方都没有完全说破。
如果真的发现“利益关系延续，人事义务却没有延续”，那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尖锐的逻辑问题：你到底把刘翔当什么？需要从他身上获得运动员身份带来的利益，就把他视为体育系统运动员。需要履行退役安置义务，就又把他当成一个多年未安置的退役人员。
对于上海体育局来说，如果始终不公布刘翔退役时的安置、多年来刘翔的人事关系性质以及为什么现在启动安置，舆论会继续往刘翔这边倾斜。
现在公众真正想知道的是，这十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这件事，恐怕不是靠几篇新闻稿能解释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