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杭州城刚刚解放，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中共浙江省委在新的形势下组建。主持浙江工作的谭震林，肩上担着的并不只是接管城市，更要把浙东、浙西和浙南等地的革命力量，迅速纳入统一的省级领导体系。
这届省委的班子构成很有特点。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另有王建安、杨思一、张雨帆、林乎加、张劲夫、张爱萍、沙文汉、顾德欢等人进入常委班子。九位常委中，有军事干部，也有地方干部，还有长期从事财经、宣传和地下工作的同志。
谭震林是这套班子的核心人物。此前，他长期在华东地区从事军事和地方工作，既熟悉战争，也懂得如何组织根据地建设。浙江解放后，百废待兴，部队接管、城市秩序、粮食供应、干部配备，都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省委成立，正是为了把这些工作拧成一股绳。
谭启龙与浙江的联系尤其深。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浙东区委书记，长期领导浙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那片区域地形复杂，敌我力量交错，地方工作很难做。谭启龙既抓党政组织，也抓武装斗争，后来还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治委员、浙东纵队政治委员。
进入浙江省委后，谭启龙主要协助谭震林处理全省党政事务。1952年谭震林调中央工作后，谭启龙接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可以说，他是这届省委中承上启下的人物，既熟悉战争年代的浙江，也参与了新政权初期的制度建设。
王建安代表的是军队系统。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司令员，是许世友的重要助手。浙江解放后，他在省委班子中承担军事和地方领导责任。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王建安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转入大兵团作战指挥。
杨思一则是浙江本地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诸暨人，早年毕业于湖州省立第三师范。革命道路并不顺利，他曾三次入狱，却没有因此离开组织，后来参与创建路西革命根据地。浙江解放后，他先后负责杭州和全省组织工作，熟悉基层干部，也了解浙江各地的社会情况。
遗憾的是，杨思一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同年12月20日病逝，终年56岁。对于一名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老干部而言，这段遭遇十分沉重。他留下的经历，也说明革命年代形成的干部队伍，后来同样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政治风雨。
张雨帆的长处在于地方组织和群众工作。抗战时期，他曾在冀南、山东等地从事组织建设，解放战争初期又负责鲁南地区的民运工作。浙江解放后，支前和后勤任务极其繁重，他担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政治委员，为部队行动和物资保障提供支持。
林乎加、张劲夫，更多承担经济和行政方面的任务。林乎加长期从事地方党政工作，后来担任天津、上海等地的重要领导职务。张劲夫则以财经工作见长，浙江省委成立后负责财经委员会工作，参与接管旧有经济体系、稳定市场和恢复生产。此后，他还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并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任职。
张爱萍在班子中带有鲜明的军事色彩。浙江解放初期，他参与华东地区的军事和海防工作，后来长期负责海军建设以及国防科技、核工业等领域。1955年授衔时，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浙江沿海地区情况复杂，他的军事经验，对新政权建立初期的海防部署具有现实意义。
沙文汉是宁波人，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曾赴苏联学习。与王建安、张爱萍不同，他没有长期担任野战部队指挥员，而是在地下工作、宣传和地方党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浙江解放后，他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并参与华东地区宣传工作，负责把党的政策传达到社会各个层面。
顾德欢的经历同样带有地下工作的印记。他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京沪铁路沿线党组织负责人、浙东区委宣传部长，并参与组建上海分局外县委员会。浙东纵队成立后，他担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进入省委后，他转入工矿和工业交通领域，先后负责相关行政工作。
这九位常委的共同点，不在于履历整齐，而在于分工互补。有人来自红军和新四军系统，有人熟悉浙东根据地，有人掌握财经和组织工作，也有人长期负责宣传、工矿与支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浙江，正是依靠这样一套跨军事、地方和行政领域的领导班子，逐步完成了从战争状态向社会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