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的家在村头老槐树后头，是个带着大院子的红砖平房。院子里有一棵很老的枇杷树，树冠像一把大伞，把半个院子遮得严严实实。
林深是个粗糙沉默的汉子，常年在镇上的砖窑厂干体力活，肩膀宽厚，手掌上结着一层黄褐色的厚茧。他原本是个孤儿，脾气倔，不爱说话，直到三十岁那年娶了隔壁村的秀儿，他那张总是绷着的脸上才有了笑影。
秀儿是我们这一带出了名的好女人，她长得不算多标致，但眉眼和善，说话轻声细语，天生带着一股让人想要亲近的暖意。秀儿嫁过来后，把那个原本冷冰冰的光棍院子收拾得生机勃勃。她在院墙边种满了丝瓜和扁豆，夏天一到，黄澄澄的花开得热闹。更重要的是，秀儿有一门好手艺，她会裁缝，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
那时候，村里的女人们就爱往秀儿家跑。谁家的拉链坏了，谁家小孩的裤腿短了，拿过去，秀儿二话不说就踩起缝纫机“哒哒哒”地给改好，从来不收钱。女人们在乡下的日子苦，下地干活累，回家还要伺候公婆丈夫，心里总有倒不完的苦水，她们就把把秀儿这儿当成了避风港。
秀儿总是在枇杷树下摆着几张小竹椅，矮桌上放着一壶自己熬的大麦茶。女人们围坐在一起，一边择菜纳鞋底，一边骂自家那个不争气的男人，或者哭诉婆婆的刁难。
秀儿总是安安静静地听着，时不时递上一块温热的湿毛巾，或者轻声宽慰几句。林深下班回来，看到满院子的女人，也不恼。他会默默地挑起水桶去村头井里把水缸打满，然后去厨房生火做饭。女人们见当家的回来了，便纷纷起身告辞，秀儿总是笑盈盈地把她们送到门口。
那几年，林深家的院子，是村里女人们最贪恋的地方。
可是好日子不长，秀儿四十五岁那年，查出了乳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林深像疯了一样，卖了家里所后能换钱的，又挨家挨户地去磕头借钱，把秀儿带到了省城的医院。但大夫摇了摇头，说治不了了，哪怕倾家荡产，也顶多再留半年。
那半年里，林深辞了砖窑厂的活，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他一个笨手笨脚的男人，学会了给秀儿擦身、按摩、熬软糯的米粥。村里的女人们结伴去医院看秀儿，每次去，都能看到林深红着眼睛，像一头困兽般蹲在病房走廊的角落里抽闷烟。
秀儿走是在一个深秋的半夜走的，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她只是在林深的怀里轻轻叹了口气，便再也没睁开眼睛。
办完丧事后，林深家的院门落了锁。整整三个月，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院子死气沉沉，枇杷树的枯叶落了一地，也没人扫。村里的女人们路过时，都会刻意放轻脚步，生怕惊扰了那个在屋里独自舔舐伤口的男人。
谁也没想到，第二年开春，惊蛰刚过，林深家的院门又敞开了。
第一个走进去的，是村东头的王婶。那天王婶刚因为一点琐事被喝醉酒的丈夫扇了一巴掌，她披头散发地跑出来，走投无路，习惯性地就拐进了老槐树后头的那个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