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在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没有说明来意，只通知她立即准备，晚上另有安排。夜色降临后，一辆轿车停在北大门口，她这才知道，自己要去中南海为毛泽东讲读古文。
这项任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授课。毛泽东晚年视力受到白内障影响，需要有人为他朗读、讲解古籍。芦荻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又参与过《历代文选》的编注，因此被安排承担这份工作。
初到书房，气氛远比她预想中轻松。毛泽东没有让她立刻开讲，而是问起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芦荻一时紧张，反倒是毛泽东先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诗念到“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时，毛泽东抬头问她：“你的名字，是不是和这句诗有关？”一个名字的出处，竟被随口点明，芦荻的拘谨很快消退了。
她后来回忆，书房给她最深的印象不是陈设，而是书。书架上摆着大量古籍、史书和文集，桌边、窗台附近也放着常读的本子。许多书页留有毛笔批注，圈点密集，文字旁还写着对人物和事件的判断。
这些批注并非简单的读书记号。读《二十四史》，毛泽东常把人物放回具体政治环境中考察；读诗文，也不只注意辞藻，而是追问作者身处什么时代，作品为何会有那样的情绪和锋芒。这种读法，明显带着历史家的眼光。
有意思的是，芦荻原本以为自己是去“给主席上课”，实际谈话中却多次出现身份转换。毛泽东熟悉刘禹锡、阮籍、庾信等人的作品，谈到《枯树赋》时，能够从文章内容讲到人生处境，再联系南北朝的社会动荡。
讲到江淹《别赋》中的“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毛泽东还曾指出，注释把“珪”解释成“玉盘”并不准确。珪是古代礼器，形制上尖下方，不能与普通玉盘混同。芦荻没有想到，毛泽东不仅读过她参与编注的书，还对其中字词留下了印象。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专业研究者的优势在于训练有素，毛泽东的优势则在于长期积累和反复思考。许多典籍他不是读过一遍便放下，而是结合现实问题不断重读，字句背后的制度、人物和人心，都可能成为思考材料。
芦荻还注意到，毛泽东并不喜欢让她过分拘谨。她习惯称“您”，毛泽东便说：“称‘你’就行。”谈到生僻字时，他也没有摆出训诫姿态，只说自己年轻时同样会遇到难字，便把字音、字义记在本子上，时间久了自然熟悉。
一次，毛泽东得知芦荻骑车往返需要很长时间，便让她在书房附近的休息室备课。地方不大，却方便她查阅资料、整理讲稿。对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阅读不是装点门面的雅好，而是每天都要花时间完成的事情。
从1975年5月至9月，芦荻在中南海陪同讲读。她讲古文，毛泽东谈历史；她解释词义，毛泽东追问时代背景。谈话有时持续到深夜，保健医生催促休息，老人仍会说：“再讲一段。”
这段经历也让芦荻逐渐理解，毛泽东的传统文化功底并不等于会背多少诗、熟读多少史书。更关键的是，他能把古代经验转化为现实判断，把人物成败放在社会结构、政治选择和民众处境中分析。书本在他那里不是封闭的知识，而是观察中国问题的一种工具。
9月26日，芦荻接到通知，毛泽东视力已有好转，她的侍读工作随之结束。离开前，毛泽东曾以轻松口吻评价她的工作，说这位“老师”让自己读了不少好书，同时又提醒知识分子不能只停留在书斋里，还需要接触实践。
这句话后来被芦荻反复提起。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她整理相关谈话和回忆材料，陆续写成《毛泽东和传统文化》《和毛泽东谈历史和古代文学》。在她看来，自己接触到的只是毛泽东学问中的一小部分，却足以看出经史子集如何进入一位革命家的思想世界。
2015年，芦荻去世前，曾嘱托家人将毛泽东留下批注的书籍捐给国家。那些纸页上的圈点、旁批和改字，保留着一次特殊读书交流的痕迹，也留下了1975年中南海书房里，关于古典文学与中国历史的真实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