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一场改变人民军队历史的授衔仪式接近尾声。台上的将领已经陆续领到命令状，工作人员开始清点会场，却发现台下还站着一名军人。
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个细节，走过去问：“你怎么还没有离开？”那人回答：“还没有念到我的名字，我还没有授衔。”周恩来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答道：“黄火星。”
这个名字报上来后，现场很快查明了原因。黄火星与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名字相近，筹备和宣读名单时发生了误听，黄火星因此被漏掉。
这不是军衔评定出了问题，而是一次偶然的差错。按照原定评定结果，黄火星应授中将军衔。周恩来立即让工作人员核对材料，并安排他补办授衔手续。
不久，黄火星换上将军礼服，单独走到主席台前。周恩来将命令状交到他手中，这场持续数小时的授衔仪式，才算真正完成。那天授予的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的将帅群体。
黄火星能够跻身其中，并非偶然。他1909年出生于河南，幼年因战乱和贫困随家人迁往江西景德镇。母亲病逝后，家庭无力安葬，父亲只得将他送给黄聚发收养。
养父经营瓷器作坊，黄火星早早进厂当学徒。生活看似有了着落，命运却并没有因此宽待他。养母去世、继母刁难、作坊欠债倒闭，这些变故接连发生。为了还债，他到瓷业公司装窑，辛苦一年，所得仍填不平债务。
景德镇瓷业工人的处境，使他逐渐接触到工人运动。1929年，瓷厂工人因伙食差、工资低举行罢工，黄火星在工人和进步力量之间承担联络工作。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最终迫使厂方改善待遇。
这次斗争之后，参加罢工的工人遭到解雇和报复，黄火星也失去了工作。但他没有退缩。1930年景德镇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他加入共青团；1931年进入赣东北特区军政学校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军政学校的经历，让这个出身贫苦、文化基础薄弱的瓷工学徒，开始接受系统的政治和军事训练。他曾接触方志敏等革命者，方志敏严谨自律、生活俭朴的作风，对黄火星影响很深。
红军时期，黄火星长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1933年，他在红军部队中任职，参与反“围剿”作战。战斗中敢于靠前，部队里的战士便称他为“猛子政委”。这个称呼，既有对他作战作风的认可，也包含着对其责任心的信任。
不过，黄火星并不是只会冲锋的指挥员。有一次，他到医院看望伤员，伤员见首长到来，强撑着起身敬礼。黄火星赶紧按住他：“躺下养伤，不用起来。”得知对方家中母亲患病、无钱医治后，他把自己的钱和手表交给了战士。
这件事并不轰轰烈烈，却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在部队管理中坚持按制度办事，不轻易许诺额外照顾；可遇到战士的实际困难，又愿意拿出个人所有帮助对方。原则和感情，在他那里并不矛盾。
抗日战争时期，黄火星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团长。部队初建，武器弹药紧缺，他把获取装备当作重要任务，曾组织部队袭击日军运输线，缴获枪械弹药，缓解了部队的装备困难。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北移途中，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黄火星率部突围，腿部被弹片击伤，仍坚持指挥，带领部队突破多道封锁，抵达江北后才接受治疗。
解放战争中，他担任第二十五军政治委员。渡江战役前，原定渡江地点附近多为湖泊，不利于部队登陆展开。黄火星熟悉当地地形，提出改从油坊嘴一带渡江。1949年4月20日，第二十五军按计划突破长江防线，迅速向纵深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黄火星从战场转入检察工作。1955年11月10日，他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面对的已不再是枪林弹雨，而是大量复杂案件和制度建设任务。他强调依事实和法律办案，反对凭关系、凭印象处理问题。
战争年代，他用军人的方式守护部队；进入司法机关后，则把严谨、坚韧和纪律带进检察工作。1955年的那次漏授，最终以一场单独授衔补上了手续，却没有改变黄火星走过的道路。1971年4月27日，黄火星因病逝世，享年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