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结束为期四天的在华行程，离开北京之前，与中联部副部长陆慷完成一场时长120分钟的正式会谈。自高市早苗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之后，中日政府层面往来近乎完全中断，这是近一年时间里，日方国会议员群体第一次来到北京开展面对面接触。但这次互动属于第二轨道的党际沟通，不等于中日官方关系解冻。中方借着这次当面交流，划出不可逾越的边界，改善双边关系的全部先决条件，全部要由日本执政内阁来兑现，议员代表团没有权限，替高市政府作出任何决定。
也正是基于身份的客观限制，中方才把会谈安排在中联部，中联部的业务范围聚焦各国政党、议会团体交往，专门处理二轨道外交。这样的接待安排本身就在划定沟通的层级：中方愿意倾听日本国会内部理性力量的诉求，但不会将议会层面的接触，等同于和高市内阁恢复官方谈判。外交部后续记者会上也明确，会谈相关信息交由中联部适时对外发布，外交部不作细节披露，同时直接点明，中日关系陷入困境的根源，来自日本当政者在台湾、军事安全领域的系列错误言行。
长达一百二十分钟的会谈，中方把中日现在面临的问题，跟日方说清楚了，可以归纳为三条底线：
产业链端的冲击已经可以看到，中方针对部分两用物项落实出口管控，稀土永磁、鳞片石墨、碳化钨等关键材料对日出口规模出现明显回落，部分军工关联实体被列入管控清单。日本军工制造、精密加工产业，高度依赖这类上游物料供给。旅游业同样承受损失，来自中国的入境游客数量持续下滑，地方观光产业、零售服务业收入受到挤压。这些成本，分摊在日本企业、地方从业者身上，并非仅仅作用于政坛人物。日本国会内部不少议员，正是看到国内产业承受的压力，才主动推动本次访华行程，希望保住一条沟通管道。
但议员群体面对的困境同样突出，即便他们把中方完整立场带回东京，也很难直接扭转高市内阁的政策取向。日本政坛的权力分工之下，首相掌握内阁行政、外交、安保政策的决定权，国会议员可以质询、可以提交议案，却不能直接命令首相修改国会答辩当中已经公开的表态。哪怕议会内部出现更多理性声音，只要自民党主流派系继续维持现有路线，议员的呼吁很难转化为政府层面的实际纠错行动。
本次会面的价值，更多体现在信息互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主流媒体对华报道带有固有滤镜，日本政界不少群体获取的中方立场，经过本土媒体二次筛选。这一次面对面长达两小时沟通，代表团可以直接接收中方的一手态度，再把这些内容传递给日本国会各个派系，扩大理性声音在政坛内部的影响。这可能是此次访问的最大价值，不能高估它改变官方政策的能力。
往后中日关系会呈现何种走向？议会、政党之间的二轨道交往，这类接触可能会持续存在，但如果高市不愿意纠错，那么两国政府、外交部门之间的正式官方互动，就一定很难展开，这也注定中日之间的僵局会持续很长时间。
